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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新型智库管理模式的创新方向
作者:孙洪敏来源:南京社会科学发布时间:2017年01月24日 点击数:

摘 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当务之急是努力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新型智库发展规律的管理模式,包括创新项目、经费、国际交流、人才以及效益评价管理模式。创新项目管理模式,要把握“一种属性”、“两个服务”和“三性研究”,既突出项目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又要维护国家利益。创新经费管理模式,要改变纯行政化的经费管理模式,在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力度的同时,承认并加大研究人员的智力成本支付比例。创新国际交流管理模式,要注重发挥新型智库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简化交流审批程序,拓展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创新人才管理模式,重心是加强智库队伍建设,要点是强化智库专家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根本是深化专家管理制度改革。创新效益评价模式,要逐渐淡化成果的量化考核与主观色彩,避免研究成果的低质重复和泛化,将成果评价与成果转化有机结合,将同行评价与社会评价有机结合,将学术评价与政策评估有机结合。

作者简介 孙洪敏,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沈阳 110031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当务之急,是努力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新型智库发展规律的管理模式。我国的智库体系主要由各级各类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党政机关和企业研究部门,以及新兴社会智库组织等组成。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我国智库建设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但也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智库建设起步较晚,加之社会各界的认识偏差,目前在智库的性质、地位、作用、影响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和缺失。我国智库的国际知名度还不高、研究成果的应用还不广泛、智库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还很奇缺。究其原因,是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功能定位认识不清,对智库建设的整体规划、资源的科学配置、项目管理方式、经费、对外学术交流,以及效益评价机制等,从上到下仍然袭用行政化的办法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阻滞和束缚了我国新型智库的发展,使我国智库在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等问题上,跟不上中央和地方党委及政府科学咨询、科学决策、科学发展的步伐。因此,进一步明确中国新型智库管理模式的创新方向至关重要。

一、创新项目管理模式

项目管理是新型智库创新发展的关键环节,智库的生存与发展是以项目为主要依托的。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智库项目管理模式,是美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其中,美国模式注重项目选择与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甚至可以不受任何权威人士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干扰,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而俄罗斯模式则强调国家智库要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服务,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项目管理模式。从实践层面讲,中国新型智库的创新方向应该吸收美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的精华,融合二者科学合理的内容,使中国新型智库建设既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同时又要坚定地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具体说,就是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① 要求,把握好“一种属性”、“两个服务”和“三性研究”。

(1) 创新项目管理模式需要把握“一种属性”。所谓“一种属性”,是指中国新型智库组织具有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的属性。这种属性决定了智库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其方向是公益服务。简言之,坚持非营利机构属性必须坚持公益服务导向。目前,我国一些智库的项目管理模式,受体制、机制和研究人员自身素质的影响,既有明显的长处,也有突出的弊端。其长处在于项目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很多项目成果受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并得到实践部门的支持,能够在较长时间里开展良好的合作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课题招标或委托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立项机制逐渐科学规范,有些重要项目开始建立长期跟踪研究、持续滚动资助的长效机制。其弊端在于有些项目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表现为决策建议专业化不够、政策建议操作性不强,对策建议实用度不高,特别是切实管用的咨政建言较为薄弱。为此,把握“一种属性”,在创新中国新型智库项目管理模式中,必须着力提高智库组织的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确保项目掷地有声,开花结果,实用有效。

(2) 创新项目管理模式需要把握“两个服务”。所谓“两个服务”,是指地方智库“要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首先,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是地方智库的主战场和重头戏。因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地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在地方,智库组织的多数也在地方。地方稳定,国家和谐;地方发展,国家强盛。智库为地方服务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咨询,为决策者献计献策;反馈信息,对实施方案进行追踪调研,及时纠偏;诊断预警,善于从现实中敏锐发现问题,并能查找出问题的症结和原因;预测未来,从不同角度提出方案,供决策者选择。目前,一些地方智库地位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非营利性研究咨询与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关系,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不够。在很多地方,智库研究人员由于受传统项目管理模式制约,对于非营利性研究咨询不得力,对于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不熟悉,处于“缺衣少饭”的尴尬境地,即缺非营利性研究咨询之“衣”,少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之“饭”。一方面智库人员无重大项目可作,另一方面党委和政府疑难问题无人可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尽快创新非营利性研究咨询项目管理模式,尽快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包括政府主导、新型智库承担的决策咨询服务供给体系;政府立项招标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等,推进决策咨询服务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使智库积极主动提供多方面的智力支持,逐渐满足地方政府多层次的决策需求。其次,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是地方智库实现自我提升和完善的重要平台。地方智库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了解基层,贴近实际的优势,发挥以下看上、见微知著、以点带面的作用,为中央有关部门开展政策研究、决策评估和战略研究等工作提供智力支持。鉴于地方智库在信息、视野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要围绕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定期发布决策需求信息,供地方智库有针对性地选择和思考。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是新型项目管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之处在于,项目研究人员可以突破传统模式,在领导指定项目模式之外,通过项目招标去争取课题;在计划分配项目模式之外,通过政府采购去选择课题;在组织安排项目模式之外,通过“甲方”直接委托去承担课题;在智库包揽项目模式之外,通过项目合作等方式去完成课题。如若实现,地方智库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提升。

(3)创新项目管理模式需要把握“三性研究”。所谓“三性研究”,是指中国新型智库在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四个全面”重要任务开展重大项目研究中,必须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储备性。其中,“四个全面”重大任务是智库开展项目研究的方向,“三性研究”是智库项目研究的实践标准。其中,具有前瞻性的政策研究,不仅要具有“远见”,能够揭示地方和国家未来发展目标,而且要能够“远行”,提出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科学路径。具有针对性的政策研究,不仅要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难题和挑战,而且要勇于创新,能够提出破解难题走出困境的实践路径和有效方法,防止坐而论道,搞“客里空”。具有储备性的政策研究,不仅要敢砍“三板斧”,敢烧“三把火”,使研究成果速见成效,而且要有厚积薄发、蓄势待发、引而不发的后劲、长劲和韧劲,要尽快建立智库储备制度,在国家战略、国家安全以及国家重大政策调整等方面,进行储备性的研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不仅是对重大课题、重大任务研究提出的要求,一般性的政策研究也同样需要,这样才能体现智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实现项目研究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储备性,除了首先要大力提高智库人才的综合素质外,还需要厚重的物质资源和强力的政策保障,需要项目管理体制、机制和模式的创新。近年来一些地方创建的“按需购买、以事定费、公开择优、合同管理的购买机制”,已经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实行新型项目管理,确保“三性研究”落实,必须加强国家对各级各类智库组织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可以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推进不同类型、不同性质智库分类改革;通过邀请招标的方式,科学界定各类智库的功能定位;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加强智库之间的良性竞争,有序发展;通过单一来源指定购买的方式,突出不同智库的优势和特色。总之,创新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的项目管理机制,有利于调整优化智库布局,促进各类智库有序协调发展,

二、创新经费管理模式

经费是研究项目得以落实的重要保障,是新型智库建设的物质基础。我国现有智库体系,多为传统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新兴民营组织,物质基础并不雄厚。加之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的属性,决定了没有必要的经费支撑,他们就不可能有充分的调查研究,更不可能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目前,在经费管理方面制约我国智库建设的问题,一是经费匮乏。由于智库研究多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受国家财政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很多重大研究项目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撑和后续经费保证。这主要是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潜在的社会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理论,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或结论,对国家和地区发展往往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往往不是能够立刻见效的,而是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人们的认识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可是,当人们认识到这种研究的重大意义时,其研究可能早已结束,项目早已结项。这也导致自然科学一个重大项目可能几千万,而社会科学一个重大项目只有几十万;社会科学项目奖励最多几万元,而自然科学项目奖励最多几百万等失衡现象;二是管理失当。在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科研经费一般纳入普通行政经费管理。行政经费管理的最大特点是报销。按照国家财务制度,能够列入行政经费报销范畴的多为交通费、差旅费、印刷费、资料费和必要的设备费,而且各自有严格的比例和审批程序,这里不仅列支项目不科学,更严重的是忽略了研究人员的脑力劳动和智力贡献的付出与成本。上述两个问题比较起来,经费管理失当比研究经费匮乏在现实中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它违背了智库自身的属性和科学研究的特殊规律,挫伤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一定意义上阻滞了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所以,创新新型智库的经费管理模式,显得尤为紧迫。

(1)创新经费管理模式必须正视现行经费管理体制的严重缺陷。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主要通过党政机关项目招标或项目委托等形式来运行,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或本单位资助,当然也有无经费资助课题。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智库建设越来越重视,以及智库组织作用发挥得越来越明显,各级政府对各类智库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多,资助方式也有变化,使一些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处境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变。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经费管理模式,有限的经费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阻滞了智库经费的可持续增长。目前,我国智库研究经费管理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困扰:一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尊重科研规律,把研究经费管理完全纳入行政经费管理轨道,不容许越“雷池”半步;二是偏执性的管理机制,没有充分认识脑力劳动和智力创造的特殊价值,更不承认高智力投入的成本支出,片面认为科研人员的工资就是对科研成果的回报,把研究经费变成单纯的“差旅费”和“印刷费”,导致研究人员为了报销经费而不断出差,不断“调研”,而研究人员对项目研究所付出的艰辛的脑力劳动却视而不见。所以,做项目与不做项目,多做项目与少做项目,做好项目与做不好项目的唯一区别就是出差多少,而忽略了研究人员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多少脑力劳动和智力成本,从而导致一些研究人员不愿意或者甚不想承担项目;三是教条式的管理制度,目前一些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和大学等一些智库组织,在现行的研究经费管理办法中都强调,政府的项目拨款不能用于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国内调研必须住宿费和交通费同时具备方可报销。前一条比较好掌握,但后一条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比如,到农村调研住在老百姓家里,由于没有住宿费发票,不仅吃饭住宿费用不能报销,还要自掏腰包支付农民食宿费用。再如开私家车外出调研,燃油费不能报销,只能另想办法变通。这些问题既影响了研究人员的科研积极

性,更阻碍了新型智库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创新经费管理模式必须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经费管理模式,应该在借鉴发达国家智库建设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大胆创新、突破和超越。目前,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智库经费管理中都采取经费与契约相挂钩的原则,并把尊重研究人员的脑力劳动成果与智力贡献放在突出位置,只要研究项目成果经过评估符合契约要求,研究经费即可由项目研究人员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支配,剩余部分作为智力付出的补偿,按照实际贡献进行分配,只要按比例向国家缴纳个人所得税即可。从我国实际出发,创新经费管理模式,必须深化研究经费管理制度改革,从“报销”经费向“支付”经费转变。首先,要建立健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资金管理机制。其规范性在于着重规范直接费用支出管理,其高效性在于科学合理编制和评估经费预算,其公开性在于合规合理使用间接费用,其透明性在于发挥绩效支出的激励作用,切实保证经费使用科学合理,让有限的经费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智库运行规律的经费管理制度。核心是加大研究人员脑力劳动和智力创造成本支出比例,通过科学有效的成果评估,将更多经费公开用于支持研究人员的创造性劳动,最大限度的调动研究人员在新型智库建设和项目研究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再次,要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按照预算法,在预算中增加人力资源成本支出的比重,以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效益评估预算是否科学合理。最后,要建立研究经费违约退回制度。严格按照合约加强对研究经费的使用监管,如果研究项目没有如期如约完成,除非不可抗力因素,否则要视情况将研究经费全部或部分退回,因此给购买方或服务方造成重大损失,还要酌情予以问责或补偿。

(3)创新经费管理模式必须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力度。新型智库建设投入保障力度能否加大,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努力:一是落实投入政策,包括财政、金融两个方面的政策,需要各级政府予以研究制定和落实,为支持新型智库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二是健全投入体系,探索建立多元化投入体系,在强化财政性投入的同时,扩大非财政性投入;探索建立多渠道投入体系,在合理利用国内投入的同时,合法利用国外投入;探索建立多层次投入体系,在争取上层领导机关和部门投入的同时,拓展社会中间层次的投入,重视挖掘基层单位的投入。三是建立投入机制,既敢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建立健全竞争性经费投入机制,也要善于在体制改革大浪中建立健全稳定性经费投入机制,同时要把两种经费投入机制科学有效地协调统一起来,形成互补优势。四是加大投入支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根据不同类型智库的性质和特点,研究制定不同的支持办法,包括落实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通过项目对接捐

赠资助智库建设。对属于财政全额拨款的智库组织,地方政府投入年增加比例,应该与本地区GDP 增长比例一致或略高。

三、创新国际交流管理模式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和象征,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和纽带。中国新型智库

建设的重要目标,是要拥有一批具有国际思维、全球视角和世界方略的国际一流智库组织和智库人才,真正实现在思想、视野、战略、语境上与国际接轨,使中国名副其实地站在世界强国的舞台上。

(1)创新国际交流管理模式要发挥各类智库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国际交流是新型智库建设的发展方向。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必须积极走向世界,更多地参与国际交流、特别是国际学术交流,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大力推动和弘扬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为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好形象发挥独特作用。首先,国家要运用政策导向,在继续发挥国家级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重要作用的同时,为地方新型智库参与国际交流提供平台,创造条件。鼓励国家和地方智库发挥两个积极性,从各自担负的职能、任务出发,积极寻找国际交流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同时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形成良性互动。其次,要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重视提升地方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全球优质科研资源的竞争。今后,地方智库要规范国际交流项目的操作流程,强化从“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的国际交流思路,加快实现具有地方特色研究项目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提升地方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2)创新国际交流管理模式要提升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整体水平。首先,要努力整合智库组织内部资源,打破学科壁垒和人才本位的思想偏见,以国际化的思维培养创新型智库人才,增强团队和梯队优势。近年来,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大好形势推动下,国家和地方智库的国际交流格局已经初见端倪,对外学术交流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可以预见,随着科技中心的转移和教育文化事业的腾飞,智库的国际交流工作将与国家和平与发展战略更加紧密相连。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进一步提高对智库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重大意义认识的同时,积极在政策上加以扶持和引导,努力盘活现有资源,大力挖掘培养新型智库人才,保证智库人才队伍兴旺发达可持续发展。其次,要积极争取外部资源。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用世界眼光和胸怀,积极吸引国内外专门人才,合理使用外部资源。比如,聘请外籍、外地专家、学者做咨询顾问,委托外籍、外地智库承担重大研究项目,由政府主导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等,努力做到用国际视野、国际人才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再次,要努力统筹全域资源。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智库的国际交流水平和国际观察视野,直接影响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执政与决策能力,关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前途与方向。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好本地区各类智库资源,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以积极探索世界学术新思想,拓展国际交流新视野,统筹国际人才新资源,坚持世界影响新标准的思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制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战略,努力培养具有“地方品质、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新型智库人才,提升中国智库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水平。

(3)创新国际交流管理模式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在知识迅猛爆炸,技术快速更新,大数据已经走进普通百姓生活的新常态背景下,时间和信息就是金钱。所以智库的国际交流必须紧紧跟上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否则决策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为此,深化新型智库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的重点是强调“三个简化”。一是坚持以我为主原则,简化智库外事活动管理审批程序。不可否认,我国必要的外事审批程序对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确保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利益,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不能因此把审批程序搞得很繁杂,进而影响新型智库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效率。如何设计和设置合理合法、科学高效的智库外事活动管理审批程序,对于提升我国新型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极为重要。二是坚持为我所用原则,简化地方智库中外专家交流审批程序。较之以往,现在地方智库专家学者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随着这项工作进入常态化,还有很多人为和体制方面的阻力。所以必须尽快建立地方智库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合作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为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平台对话创造条件。三是坚持放眼世界原则,简化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在国内举办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审批程序。国际学术交流需要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办法。就走出去而言,从发展的眼光看,专家学者走出去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应该比领导干部出国考察更容易、更广泛。从引进角度而言,不仅要引进海外学者专家个人,也要引进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这对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更有效益,性价比更高。目前地方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的审批程序虽然有所改革,但从深化改革开放的角度看,还有很大的创新需求和简化空间。

四、创新人才管理模式

人才是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支撑和根本保证。离开了创新型智库人才,新型智库建设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目前我国的一些智库,特别是传统的科研和教学单位,存在着两个极端的矛盾,一方面是人满为患,编制名额紧张,一些人无事可干;另一方面是高端人才匮乏,有些事没人能干。而民办的智库组织,多处在发展之中,还没有形成人才优势。这种情况远远适应不了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在智库建设中不尊重人才甚至忽视人才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新型智库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机制,创新新型人才管理模式。

(1)创新人才管理模式的核心是加强人才队伍合理流动。新型智库队伍包括公共政策研究队伍和决策咨询队伍“两个方面军”。加强新型智库队伍建设的核心,是对上述“两个方面军”进行科学合理的流动、聚集与整合,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人才库、德才兼备的思想库、富于创新精神的智力库。首先,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是否正确,事关智库建设的兴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所谓正确政治方向,既要防止“左”的思想抬头,使中国倒退回“贫困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也要避免右的思想泛滥,使中国偏离到“照搬西方体制”的邪路上去。智库人才政治方向的选择,关系到新型智库建设的兴衰存亡。其次,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要坚持德才兼备方针。智库队伍的“德”,不仅仅是指个人的思想品德和群体的职业道德,更重要的是指所有从业者的思想价值观、政治选择观和根本世界观;智库队伍的“才”,不仅仅是指个人与群体的学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指团队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创新能力。因此,坚持德才兼备方针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实施人才兴国战略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各级各类智库组织创新新型智库高端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偏颇和动摇。再次,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要坚持富于创新精神。智库人才,既要有钻木取火、滴水穿石,甘于坐科学研究“冷板凳”的韧劲,更要有敢于创新、敢闯禁区、敢为人先的激情和热情。这种激情和热情,不是源于个人的头脑发热,也不是源于领导的主观意图,而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来源于国家治理的改革实践,来源于世界潮流的风起云涌。鉴于智库组织位于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因此,要大力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组织之间人才的科学有序流动,既要推荐有研究能力的机关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到智库组织从事科学研究,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又要选拔有发展潜力的智库专家到党政机关和实体部门挂职锻炼,了解实际,增长才干。推动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紧密结合,是创新中国新型智库人才管理模式的有效路径。

(2)创新人才管理模式的要点是加强职业精神和道德培养。智库是靠语言、文字体现自身价

值的,所以智库工作者职业精神的核心是坚持求真、务实、科学、创新精神,具体说就是要敢说真话、不说假话,敢说前人他人没有说过的话,不说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话;既不夸大理论,贬低实际,也不贬低理论,夸大实际;既善于为党委和政府决策出谋划策,又敢于为现实矛盾针砭时弊。总之,如同陈云同志所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强调加强智库人才职业精神培养,既是对实践中沉痛教训的借鉴,也是对新型智库建设遭遇障碍的预警。加强智库人才职业精神培养,就是要强化问题意识。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可贵;就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切磋争鸣,保护不同政策建议的平等讨论,鼓励专家学者建诤言、献良策;就是要创造有利于智库健康发展,智库人才有所作为的良好社会环境。在现实中,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其基本要义是引导智库人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核心价值观是智库人才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建设的最高境界,在这个境界里,国家危亡意识、民族兴衰意识、信息安全意识、保密纪律意识和诚实守信意识,都成为智库人才自觉奉行职业操守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境界里,智库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将油然而生,积极主动地为党和政府出谋划策,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聪明才智,成为每个智库人才的自觉行动。在这个境界里,积极培养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专业代表人才和专职研究人员,将成为各级各类智库组织提升自我生存能力,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创新人才管理模式的根本是深化人才管理制度改革。当前最紧迫的是深化智库人事管理制度和薪酬制度改革。首先,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包括智库人才岗位聘用和职称评定制度。岗位聘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解决人员能进能出的问题。目前,一些传统科研教学单位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既人浮于事又人才匮乏的现象非常普遍,现行岗位聘用制度不完善。职称评定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能上能下的问题。把职称评定的杠杆,由侧重资历、年龄和成果数量,导向重视能力、贡献和成果质量与价值;把一次评定决定终身,变为依据能力、贡献可上可下。只有建立和完善以品德、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政策,才能使人事管理制度由死气沉沉变得充满活力。其次,薪酬制度改革主要是将个人的实际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相挂钩,真正做到多劳多得、优劳多得,贡献大重奖。目前,一些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和大学,岗位责任制都搞了几十年,但由于与薪酬制度脱节,使岗位责任制形同虚设;一些新兴智库组织也搞了工作业绩考核评比,但也没有与薪酬制度挂钩,所以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探索有利于智库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多种分配方式,是我国新型智库薪酬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

五、创新效益评价模式

效益评价是对研究项目成果价值的最终认定,项目成果效益评价模式对智库建设具有引导作用,是推动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激励机制。我国现行的智库项目评价模式,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改进,尽管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与新型智库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比如,过分强调研究成果数量而忽略研究成果质量;注重发表研究成果的期刊级别而忽略研究成果自身的内在价值;重视研究成果的学术性而忽略研究的应用性;成果评价中评审专家个人的主观因素较强,随意性大;研究成果使用价值导向偏差,有的甚至将评职定级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等等。由于评价机制不科学、不完善,造成一些成果的低层次循环和毫无价值的重复。因此,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为目标的新型智库项目效益评价模式,是新型智库建设走向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保证。

(1)创新智库评价模式要把成果评价与成果转化有机结合。首先,深化智库改革需要把学术成果评价与应用转化结合起来。学术成果评价的最终标准不在学术成果的逻辑框架内,而在学术成果的应用转化中。实践证明,没有应用转化为基础的学术成果评价,是无本之木的评价;反之,没有学术成果为支撑的应用转化则是无源之水的转化。只有把学术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有机结合,才能体现研究成果的真正价值和新型智库创新的实际意义。其次,完善学术评价办法需要把成果评价和成果转化结合起来。学术评价的最好方法,是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紧密结合为导向的方法。质量创新是学术成果评价的重要标准,实际贡献是学术成果转化的根本要求。没有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的所谓学术成果,无异于“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毫无任何价值可言。所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的结合程度是检验学术成果价值的试金石。再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需要把成果评价和成果转化结合起来。对于智库人才而言,研究成果是他们的心血结晶,重大成果甚至胜于自己的生命,如何保护好知识产权,在当今时代显得越发重要。为此加强学术成果评价与成果转化有机结合,不仅有利于加强智库成果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管理,而且有利于拓宽成果应用转化渠道,提高转化效率,取得社会认同。

(2)创新智库评价模式要把同行评价与社会评价有机结合。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是最有权威性的评价,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于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既不能贬低,也不能夸大,更不能搞乱。同行评价应该依据标准、程序、规范进行。现实中所以会出现质疑同行评价的声音,问题出在同行评价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和严格有序的监督,即评审专家的权限和随意性过大。在一些地方,一遇有科研项目和奖励评审,成果拥有者便想方设法寻求同行评审专家支持。而在操作中,有的评审专家碍于情面,往往违心地为打招呼者提高评价等级,致使同行评价违背了客观公正原则,失去了权威性和可信度,造成了事实上的学术腐败。改变这种现状的最好办法,就是在限定同行评价基本权重的基础上,加大社会评价力度,形成对学术成果的相互制约,增强评价体系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根据成果性质、形态不同,社会评价可以包括用户评价(服务对象)、相关部门(关联主体)等。所以,构建同行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指标体系,探索政府内部评估与智库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评估模式,是建设新型智库的

重要举措。

(3)创新智库评价模式要把学术评价与政策评估有机结合。新型智库的研究成果包括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应用研究成果。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即便是基础理论研究,也往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理性分析”,而是在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理性分析”。因此,在探讨新型智库效益评价模式中,学术评价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必须引入适当的政策评估。两者之间,学术评价是提升政策评估质量的重要前提,政策评估是判断学术评价价值的重要尺度。当然,政策评估也必须有科学的质量要求和标准把握,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政策评估制度。从操作层面讲,这个制度不是在制定政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是一种学术自觉的结果。提升政策评估质量需要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和社会影响进行全面考量,科学界定指标评价体系及其权重,同时要通过委托专家研究、吸纳研究成果、购买咨询服务等方式,建立有关部门对智库评估意见的反馈、公开、运用制度,健全决策纠错改正机制。这样才能使学术评价与政策评估有机结合,互为补充和监督。

注: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新华网》2015 年 1 月 21 日。

参考文献:

〔1〕任平:《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建设世界一流智库强国》,《南京社会科学》2015 年 11 期。

〔2〕刘云山:《积极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03 日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新华网》2015 年 1 月 21 日。

〔4〕廖国勋:《大力推进党校新型智库建设》,《学习时报》2015年第 11 期。

〔5〕朱虹:《探索高水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道路》,《江西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

〔6〕卜琳华、常实:《理工类高校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学术交流》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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