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行公祭，法立典章。铸兹宝鼎，祀我国殇。永矢弗谖，祈愿和平。”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九一八国难文学沈阳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

      今年12月13日是第十个国家公祭日，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陆续发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项目首席专家高翔于此时出版的新作《九一八国难文学沈阳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即为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成果。

      何谓国难文学？对沈阳叙事的文献收集和研究，现实意义何在？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辽宁，作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的沈阳，在九一八国难文学叙事中呈现何种样貌？

      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高翔。

   高    翔

      对国难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开掘出一方新的言说空间

      本报记者：首先要厘清概念。我们对抗战文学了解较多，但“国难文学”一词少有人知，您的研究中使用到抗战文学、国难文学、九一八国难文学等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何？

      高翔：我们今天对于九一八国难文学的界定是，通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反映“九一八”的创作文本，可称为九一八国难文学。“国难”一词，古已有之，如曹植《白马篇》中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我们今天所用的“国难”一词源于历史，但并非对历史已有概念的简单借用。在抗战文学的大概念之下，将九一八国难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出新之处在于阐释角度的转变。以往讨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文学，更多是基于抗日文学视角的解读。“国难”与“抗日”虽然意义上有交叉，但着重点不同，“抗日”多强调对爱国主义和反抗意识的文学表达，“国难”则重在对国家蒙难历史状态的文学呈现，显示的是过去往往被遮蔽了的民众的苦难常态，展示了一种新的认知角度，开掘出一方新的言说空间。

   九一八国难文学重要作品：短篇小说集《憎恨》 作者：端木蕻良

      本报记者：从您所做的研究中得知，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难文学就出现了，“国难文学”概念的提出几乎同步。这一研究脉络是怎样的？

      高翔：一般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使用“国难小说”者当为张恨水，同时他也积极投入到创作实践中，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我的新书中收录的他的小说《九月十八》即为其中之一。在他的倡导下，众多作家纷纷加入，形成了国难小说较为庞大创作群体和兴盛一时的国难文学创作热潮。九一八国难文学的产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与此前的以主张人的发现、鼓吹个性解放、倡导文化现代性和思想启蒙为特征的五四文学，有着截然的不同，它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新的时段和独特风貌。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九一八国难文学进行研究者众多，包括阿英、鲁迅、茅盾、李何林、周扬、乔木、刘西渭（李健吾）、胡风等人。阿英是早期国难文学的重要研究者，早在1937年即编就《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分别所作的序言，其中的经典言说广被流传：“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20世纪50年代以后至新世纪前，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难见踪影。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但有关九一八国难文学的研究仍然欠缺。明确提出开展九一八文学研究是在2003年，在我的《东北现代文学的回思与创新》一文中指出，21世纪至少有三项重大课题将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景观，其中重要的一项即“九一八文学研究”。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立项，标志着九一八国难文学研究成为国家层面的社会科学研究工程。

   九一八国难文学重要作品：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作者：萧军

      从“九一八”沈阳叙事的文本整理出发实施文化再造工程

      本报记者：在您的新作中，关于九一八国难文学的沈阳叙事，收录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戏剧四种体裁的109篇（部作品），其中大部分都不为人所知。这样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现实价值何在？

      高翔：沈阳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是九一八国难文学书写无法绕开的重要内容，但历史上对以沈阳为题材的九一八国难文学作品的整理，几乎没有，至少不系统。以它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可以拓展研究空间，对中国现代文学是有意义的丰富；另一方面，意在以此书打造九一八国难文学的文化层面的记忆。任何一种记忆，首先是个人记忆，但终归是要纳入集体记忆的。九一八国难文学无疑是由个案文本所组成，那是作者对国难生活的所睹、所思、所为，在这众多个体作者的一致记忆中，形成了“从群体的立场看待此事的”“集体记忆”，一个从个人记忆走向集体记忆、民族记忆的过程。我想，对九一八国难文学沈阳叙事文本的整理，目的就是实施文化再造工程，打造国难文学的文化记忆，进而实现文化认同。当然，此书对于文学地解读辽宁“六地”红色文化，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九一八国难文学重要作品：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作者：萧红

      本报记者：我注意到，九一八国难文学的作者分布是很广泛的，有“九一八”的亲历者，也有远在关内的创作者。您对作者构成有过具体的分析吗？

      高翔：先说作者队伍及其分布，很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来自东北的作家，有东北作家群成员，如罗烽、林珏、黑丁、蔡天心，有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作家石光、刘黑枷，有死里逃生的难民黄甫瀛。东北之外的作家，有早期共产党人作家戴平万、左明、胡底；著名现代左翼作家田汉、陈白尘、欧阳予倩、适夷；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民族实业家、革命志士杜重远，著名通俗小说家张恨水，甚至有台湾作家钟理和，还有许多身份不可考以及不知真实姓名的平民作者。这些作者遍布关内，包括红军时代的中央苏区、国统区在内的各个区域，形成了举国上下共同书写九一八国难的壮观图景，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大敌当前、同仇敌忾的中华民族精神。

   九一八国难文学重要作品《生死场》 作者：萧红

      本报记者：东北作家和非东北作家之间，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创作素材来源——“九一八”亲历者的书写和基于新闻报摘和传闻的书写。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比一定是有差异的，这样的作品能够实现您所追求的还原文化记忆的目的吗？

      高翔：我想起了西方学者对“见证文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书写的文学作品，称之为“见证文学”，意为展示“邪恶统治给人带来的苦难”，给那段“黑暗岁月作见证”。也就是说，见证文学理论特别强调的见证文学标志性、关键性特征，就是文本的作者必须是亲身经历社会灾难的人：“只有那些被屠杀或者灾难吞没的人，才是彻底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才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这种“彻底的见证人”是永远无法做见证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从死亡回归生命，来讲述他的死亡。

      那么，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以为，如果作品真实地展示了灾难与屠杀的罪恶与荒谬，显示了一种“诗性正义”的伦理维度，呈现出见证文学同样的效用，那么它也会进入见证文学的阵营中，发挥着叙事灾难、反思历史、开启未来的作用。对于九一八国难文学创作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也应作如是观。

   九一八国难文学作品：中篇小说《东北之谷》 作者：蔡天心

       关注时代、表现民生的精神应为新时代创作者所继承

      本报记者：您的新作中收录的不少作品，今天读来都觉得新鲜，比如戏剧作品《S·O·S》，甚至可以直接搬演到舞台上。提供更多可借鉴和再利用的文本，我想这是本书给读者和研究者所能产生的最直接的价值。再进一步，东北叙事是今天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大热门，有人提出了新东北作家群和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通过这一次的文献集成，您觉得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都有哪些现实意义？

      高翔：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先辈以文学的形式留下了大量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国难记忆，它同历史一样，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些文本积淀着民族的和集体的记忆，失去了它们也就失去了民族，失去了集体。对民族认同的创作文献的遗忘，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致命摧残。因此，这笔珍贵的文学遗产，必须永久保留和珍藏。

     与此同时，展示这笔文学遗产的作用，还在于对九一八事变叙事负面文本进行反拨与清算。比如我们找到的一些作品：未署名的戏曲《九一八是什么日子呢》，发表在1932年9月18日《盛京时报》；王峰的小说《九月十八日》，发表在《麒麟》1942年2卷9期，等等。这些作品通篇是对九一八事变的歪曲叙述，被敌伪媒体称为具有“建国史材”性质的作品，这是当时“九一八”文学沈阳叙事中的一股逆流。今天的日本对二战后的逆向反思、政治家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右翼教科书对历史的篡改，也是这股逆流的延续。本书挖掘出的大量表现历史真实的创作文本，应当是对它强有力的回击。

      我们进行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的整理，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祈盼一个和平的世界；当然也不是单纯地为了展示悲情，而是为了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我们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编著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造国家记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说到对于今天东北作家、辽宁作家的启发，我想主要还是关注时代、表现民生的精神，这是九一八国难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创作精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是新时代的东北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所应继承和发扬的基本所在。

受访者简介

      高翔，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总编辑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文化记忆的诗性重构》《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等著作，发表《九一八国难戏剧中的沈阳叙事》《九一八事变创伤叙事文本考论》《钟理和小说的沈阳叙事研究》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