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张学良将军诞辰110周年及逝世10周年。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总结历史经验，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由辽宁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张氏帅府博物馆联合主办，张氏帅府博物馆承办，于2010年6月1日至6月2日在辽宁大厦隆重举行纪念张学良诞辰11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张毓茂、辽宁省文化厅厅长郭兴文、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丁辉、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杨路平、沈阳市文化文电新闻局局长谢石等20余位省、市领导出席开幕式。参加会议还有来自日本的纪实作家富永孝子、香港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台湾历史文化学者郭冠英，还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辽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张学良口述历史暨毅荻书斋遗存史料整理项目”总策人等全国八个省市的120多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进行了为期两天集中而高密度的研讨。会议期间与会的国内外学者拜祭抚顺元帅林。会议论文集<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已经由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一  会  议 的 成  就　　

第一，促进了张学良研究的深入。与会者普遍认为，张学良口述史的出版发行，对张学良研究会有很大的促进。此次会议，通过运用张学良口述史资料研究张学良的文章占大多数。引用张学良的口述研究张学良本人，首先是要对张学良口述价值的认同。赵东阜在文章中说，在张学良口述历史向世人公开之前，很多人都相信，张本人之所以不愿在自己健在时公开，是因为他的口述历史中有世人尚不知或尚不尽知的重大的历史资料。后来事实证明，这一点实在是让世人有所失望。就笔者的感觉而言，张学良的口述历史除了对以往的历史资料予以一定丰富，或对某些史实予以进一步确认之外，并没有足以改变以往人们某些认识的重大历史新资料。这一口述历史既没有改变人们对张学良的认识，也没有改变已有的历史定论。但这丝毫不抹杀这一口述历史的史学价值。毕竟，这一口述历史在对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的释疑解惑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对张学良本人的认识方面，应该说，加深了世人对他的好感。使人们更加确信：张学良不但是真诚的爱国者，而且是一位坦诚待人、不好虚名、不诿过、不说假话、从不损人利己的人。因具有这样高尚的人格，也使得他的口述历史的史料性、权威性大为突出。　　

刘东社认为，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回忆，可以归为一类现象和两个主题。一类现象指张学良就不少细节史事做了澄清，纠正了外界流传的大量讹误。两个主题一是关于不抵抗的责任问题，张学良反复强调和特别在意地纠正了所谓“代人受过”问题；二是就采用不抵抗政策的缘由问题，张学良屡屡以“判断错误”予以解说。　　

关于代人受过的问题，李蓉在文章中说按张学良的口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有学者认为，这是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以往是说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按张学良的口述，倒是蒋介石替张学良背了黑锅。也有的提出疑问，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和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有无关系呢？按张学良的说法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蒋介石没有下命令让张学良不抵抗，但也没有下命令让张学良抵抗。在对待九一八事变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和蒋介石都没有态度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澄清责任问题，是想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张学良晚年的解释和说明，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只字不提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责任，是否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呢？　　

对此，多数人认为，张学良说是他下的不抵抗命令，这是事实。但这也只能说明张学良的人格高尚，并没有改变代蒋受过的本质。在7月23日以前，张学良一直要求并请示蒋介石，主张武力抵抗日本。23日蒋在南昌针对张学良的要求，发表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声明。在此前，张学良与南京方面，是上下级之间讨论问题；在声明发表后，对日关系已没有讨论的余地。在蒋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张学良向他管辖下的东北、华北军政首长传达了蒋声明的内容。试想，张学良作为地方大员能不忠实执行蒋的国策。所以，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声明的逻辑结果；是边疆大吏执行中央统帅命令关系的必然。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张学良判断错误和东北与日本关系复杂性因素在内。所以，不能因张学良说是他下的命令，就改变这种“受过”的关系。   　　

 邓荣元在张学良政治活动的心理剖析中，说张学良对蒋介石“事业”的理解，是一种移情性的理解行为。移情性的理解是把自己的感情移入对方的感情，从别人所处的情境中考虑对方的行为动机或者个性需要。张学良受情感因素的支配，唯蒋介石的马首为瞻，往往做出偏颇的决定。在“九一八”事变时期，张学良的心理处于自我知觉的麻木或排斥的状态，抑制住正确的认识因素。　　

关于促进对张学良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如高劲松等撰写的对“兵谏”捉蒋前后人和事的考证，如王海晨提供了张学良口述史中的日本观，张学良口述史中的宗教观，焦润明提供了张学良口述史中的平民观，范丽红提供了张学良口述史中的两岸观，胡玉海提供了张学良口述史中的文化观，等等。　　

第二，促进了中国口述史的研究。大家知道，口述史在中国的发展是刚刚起步的一种状态，我们的这次会议对口述史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从大家提供的论文及大会发言，可看到这一点。　　

邓庆在文章中说：中国传统史学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主要是故事型研究，而缺乏对历史对象的科学确定。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实际上是司马迁在还原历史的时候，借助了文学手法。虽然，这让历史记载变得非常生动，但渲染的手法也使之不再“实在”，这是学科中的“短板”。司马迁解决不了历史情境的还原再现；而“口述史”则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唐德刚对历史学研究的独特贡献，他让历史变得“实在”，让无数个“实在”的历史人物、事件串起来，变得更加客观、清晰。　　

赵杰认为，口述史是一种历史资料，是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述。它釆取回忆录的形式，由本人撰写，或由本人口述，别人记录整理，包括现代手段。按史料分类归属为资料学。　　

赵彦昌义为，口述档案做为一种新的档案形式，丰富了档案的种类, 多层次、多角度地再现真实的历史。为历史人物的研究丰富了史料。由于历史原因，关于张学良档案比较缺乏，第一手的资料更是捉襟见肘。口述档案作为一种充分的补充形式，对张学良及其历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胡志伟认为，对口述资料要考证甄别，切忌照单全收。认为口述历史同其他学科的研究资料一样，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没有一种数据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任何数据都需要用旁证来确认。　　

对于什么是口述历史，唐德刚是这样说的：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简言之，口述历史是以个人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　　

第三，开启对张学良口述史的研讨。这是此次会议研讨的中心内容，关于张学良口述历史，现在已出版发行的有管宁、张友坤译注的《张学良开口说话》，有毕万闻著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有窦应泰著的《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和《张学良遗稿》，有张子宇、张子丙编著的《张学良杂忆随感》和《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唐德刚访问、王书君编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有唐德刚编注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其中也应包括记者采访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内容。除此之外，有关张学良口述历史最巨大的工程，是张之宇、张之丙姐妹两人历经3年对张学良的采访。历经三载，60次采访，是口述史历史上罕见的规模。现在这部由张友坤主编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已进入编辑出版程序中。上述有关张学良口这历史方面的著述，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张学良口述的编著类；二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究类。这是张学良口术历史的前期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基础。大家提供的论文和大会上的发言，也都均以此为基础展开的。　　

其一，大家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发表了意见。赵东阜认为，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既没有改变人们对张学良的认识，也没有改变已有的历史定论。但这丝毫不抹杀这一口述历史的史学价值。余丽君认为张学良口述历史，有助于重大历史事件揭秘解惑，有助于丰富历史事件之细节，有助于印证重要历史问题成说之勘辨。张同新认为，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对史学工作者扩展视野、开拓思路，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先入为主、“先有结论后找根据”的僵化、不科学的治学风气，是一部难得的教科书。　　

王海晨认为，张学良口述历史是一部珍贵的史料，它在补文献资料之空白、纠官方文献之讹误、印证其他回忆录之确否、正以往研究之偏差等方面有着其他史料难以相比的重要价值。那么，张学良的口述历史究竟否定了以往哪些观点？纠正了哪些“胡说八道”？澄清了哪些“根本不是那回事”的事？揭开了哪些长期困扰史学界的谜团？一句话，纠正了哪些误读？王在文章中列举了10项误读，以史实说明口述史的价值。　　

其二，大家还谈了张学良口述史的特点。普遍认为张学良口述中具有口语化、对话方式、方言土语、语句不全或法不通、重复等特点。　　

再三，对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史的评论，曾景忠提交的《唐德刚录张学良口述历史之特色》一文，就是专门评论唐德刚录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他认为这是标准的口述，标准的实录，纯粹的亲历，加注和纠错，口述之外的评点。这些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张学良的语言特点，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些富有特色的语言，反映出张学良的性格、脾气、个性特征。这也使张学良口述史料非常形象，生动，传神。李蓉在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　　

王海晨也认为唐德刚录《张学良口述历史》是标准的口述实录。这就是说，它是张学良口述录音的文字翻译，是如实记录。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对张学良口述照录无误，绝对忠实于张氏的讲述，无论是意思内容，还是口气、语言，都保持了张氏谈话的原貌。就像是一盘无需再加工的菜肴，它保持其原汁原味，既没有掺水，也没有加油添酱。这特别体现在其语言风格上。　　

其四，张学良口述史资料与其它文献资料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张学良口述史资料与其它文献资料，都是应互为佐证的，都需要研究者去研判的，不能照单全收。　　

除上述意见外，对张学良大谈和女人的关系，以及诸多矛的话如“我同情共产党，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又说“欢迎我回大陆干什么？猫儿给耗子舔鼻梁骨”，对这些有闻必录，如不加注，那就显然对读者不公。　　

此次会议取得的成就，还包括很多方面，如加强了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等等，我们只从研究内容本身的角度总结有以上几点。　　

二  会  议  的  特  点　　

这次会议，是第一次张学良口述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成功举办，体现出以下和个特点：　　

第一，与会代表多元化，层次高。这次会议不仅规模大，而且与会者是多元的。有的是来自院校科研院所的专业研究者；有的是来自机关行政部门管理者和来自基层业余研究人员。既有策划整理出版张学良口述史和毅荻书斋所有遗存的公司和出版单位的领导；也有来自报刊的记者编辑。既有张氏家族的亲属；也有东北军的后代。从年龄上看，有年过7、8旬的高龄老人；更有尚未毕业的莘莘学子。所谓层次高，我们参会者中既有最初采访和最早出版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开拓者；也有多年一直从事张学良研究并到毅荻书斋阅读半年的知名专家。既有官员兼研究型的学者；也有出版多部有关张学良作品的作家兼学者，还有著述达6000多万字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等。这些人，不仅都有张学良的研究成果，而且也都有张学良口述历史方面作品问世。这些人是张学良研究方面的权威，更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的权威。所以，我们的这次会议，是一次张学良研究的高规格、高层次的高峰论坛。　　

第二，采用大会发言和自由点评的方式，效果好。大家知道，以往我们的会议多以分组讨论再由各组派代表到大会发言的方式进行。这次采用完全大会发言多人点评的方式，是出于已经发表张学良口述史方面成果，或者说已经进入口述史研究状态的人不多，多数人是因参加这次会议而开始研究张学良的口述史。这样，集中大会的重点发言，与自由点评提问相结合，可弥补研究状态不平衡的不足。事实证明这和方法的效果很好，不仅可使到会的人能听到每一个人的发言，还可随时进行点评交流。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效果很好。会场发言踊跃，气氛热烈。大会发言均述中有物，言简意赅，立论鲜明；评者深入分析，提出追问和质询，推进了研讨的深入。如此，才使我们高层次的论坛，达到了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