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常食品供应是小三线职工关注自身生存利益的核心问题，官方基于战备需要的“先生产、后生活”的舆论宣传往往模糊了小三线职工对自身生存利益问题关切的合理性。三新厂是辽宁建立最早的小三线军工企业，在小三线建设的十几年历程中，日常食品供应问题贯穿始终。其间，围绕着民生经济与国家政治，各层级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职工之间形成了内在张力，三新厂职工以扎根山区建设三线的主体性选择消融了其间的张力，但又因日常食品供应问题陷入扎根山区与调离三线的艰难抉择。通过考察，发现职工思想行为变化逻辑更主要来源于对其基本生存利益的关切，并非如主流叙事所倡导的宏大政治目标。

[关键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小三线；食品供应；三新厂

[作者简介] 黄巍，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  110031

三线建设是中国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于战备需要而对全国工业布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调整，其中，小三线建设是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以地方军工为主体的28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台湾）的后方建设。目前，学术界关于大三线研究已取得较丰富成果，相比于大三线，小三线研究相对薄弱，研究内容多集中于对小三线建设缘起、工业布局、调整改造、地理位置、人口迁移、环境保护等宏大叙事问题的探讨。最近几年，以“衣食住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史视角拓展了三线建设史的研究空间，正如有学者所言，“日常生活应是社会文化史的基础”。因为“社会生活的总体面向，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在宏大叙事的官方宣传中，三线职工多是遵循了“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无怨无悔地扎根山区建设三线，而对职工因日常食品供应问题申请调离三线的真实性却由于疏于报道进而缺乏相关研究。根据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指导方针，三线厂普遍建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山区，日常生活物资运输成本高、价格贵，供应困难，三线职工不同程度存在着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日常食品供应成为三线职工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既往涉及三线职工日常食品供应的相关研究，多以社会生活或民生问题命名，主要存在两种基本观点，或褒扬政府安置措施得当使职工得以安心建设三线；或强调三线职工生活异常艰苦，这两种基本观点因缺乏案例量化分析而缺乏说服力，特别是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长链条中加以考察，难以真实呈现民生经济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因应与互动。

基于此，本文选取辽宁小三线桓仁县三新厂作为微观考察对象，通过前期相关研究，笔者发现即便在“被政治裹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新厂职工因日常食品供应问题要求调离三线的比例也高达一半以上。扎根山区建设三线的三新厂职工日常生活成本是否增加了？其真实生活状态如何？民生经济与国家政治之间如何因应与互动，国家话语如何落实到三新厂企业的基层单位？这些看似简单的“吃饭”问题离不开国际国内的大环境，背后交织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此，本文以三新厂企业档案为主体史料，以相关基础性资料和口述采访内容为辅助，透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小三线建设因日常食品供应问题折射出的各种复杂交织的历史面相。

一、革命热情与生活现实：日常食品供应问题的出现与应对

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加强一线、二线备战工作以调整全国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并对地方军工建设作了重要部署。1964年7月，毛泽东指出，“各省要搞兵工厂，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中央要求辽宁等处于战备前沿和沿海的省份要尽可能搞快一点，早建成，早投产。根据中央关于小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1964年7月，辽宁省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关于加强地方军事建设的设想》和《关于地方军工建设的设想》，计划在“三五”期间把辽宁东部、西部山区建设成为战时能够依托的后方根据地。

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指导方针，从1965年初开始，辽宁先后在其东部、西部山区建立了7个小三线军工厂，其中东部山区桓仁县建立的新风机械厂、新华机械厂和新兴机械厂是辽宁建立最早的小三线军工企业，简称三新厂。桓仁县境内地貌构成可概括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境内海拔1100米以上的高峰64座，最高气温37.2度，最低气温零下35度，年均日照时数2372小时，无霜期年均135天左右，最深冻土114厘米，最浅冻土55厘米”。其中，新风机械厂、新华机械厂位于桓仁县木盂子公社，两厂之间距离3公里左右，两厂和位于桓仁县铧尖子公社的新兴机械厂相距15公里左右。三新厂所在地位于被誉为辽宁屋脊的海拔约1367米老秃顶子山脉的高寒地带，厂区和住宅平均海拔普遍在700米以上，气候寒冷，冬季白天气温一般在零下30度左右，夜间温度更低，冬季长达半年，且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这种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状况使三新厂职工面临着比全国其他诸多省份的三线职工更多更大的生活困难。

以战备为目标的三线建设，决定了小三线建设初期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主。1965年9月，国家计委、国防工业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今后各省（市）小三线建设所需物资供应问题的通知》，规定“小三线基本建设、生产、试制、经营维修、技术措施等所需中央统一分配的物资，由各省、市、自治区按国家物资分配体制，统一纳入各地区的年度计划，统一申请和组织供应”。同时，对“非生产的建设，必须因陋就简”。“先生产、后生活”成为一大准则，三线建设者们被号召以扎根山区建设三线的主体性选择投身于国防建设中。

从1965年初开始，三新厂相继建厂，在“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厂、当年出产品”的舆论宣传下，日常生活问题退为其次。但自建厂初期，三新厂职工就面临着严重的日常食品供应短缺，作为“嵌入”到偏僻山区的军工企业，当地没有土地资源支撑，由于没有专门的菜田，职工日常生活所需的蔬菜难以得到保证。蔬菜供应不但价格高，且品种单一，职工经常半年吃不到新鲜蔬菜。副食品供应更加困难，酱油、大酱、咸菜等腌制食品成为职工和家属的主要副食品，原新风机械厂退休办主任冯伟回忆，“以前在抚顺时住的是砖瓦房，桓仁这里生活条件很艰苦的，住的是土坯草房，还有很多大烟囱，房子窗户是纸糊的。没有什么菜，经常得吃咸菜”。三新厂职工大多是从辽宁沈阳、大连，黑龙江哈尔滨等工资标准高的城市迁来，其工资标准执行了国家关于搬迁企业单位职工工资按原工资标准的相关规定，“搬迁企业单位职工的原工资标准高于迁入单位(地区)的工资标准的，暂时仍执行原工资标准，低于迁入单位（地区）的工资标准的应执行迁入单位（地区）的工资标准”。从城市搬到农村，冯伟的父亲的工资待遇也和原来一样。搬迁到三新厂的职工工资标准虽然没有下降，但日常食品供应短缺、价格贵等问题的出现，使三新厂职工实际面临着生活水平下降的趋势。

1966年，企业作为上传下达的代表，向中央第五机械工业部、辽宁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反映职工生活的相关情况，辽宁省认为“为了安心职工生活，发展生产，需要解决这个山区的职工生活问题……山区的职工干劲是足的，觉悟是高的，在冬天吃咸菜、夏天吃野菜的情况下，还全面地完成了国家计划，困难是暂时的，问题是会解决的”。在“先生产、后生活”以及战备需要压倒一切的时代背景下，1967年1月，辽宁省对三新厂职工生活问题进行了批复，“关于你们要求解决的职工生活问题，应放在运动后期处理。”1967年2月，辽宁省责成当地政府桓仁县商业局专门对三新厂的日常食品供应和经营管理问题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主要是关于违反价格政策，任意提高商品价格，批发站层层克扣职工供应食品和商品的问题。尤其是蔬菜供应不按县通知的行情价格表销售，农村蔬菜队为了高价售菜，不按期交商品菜，自行高价售菜，造成商店断菜，职工买不着供应菜，只得买他们的高价菜。”根据检查出来的问题，1967年3月，辽宁省要求“省、市、县财贸部门要继续做好小三线工厂的主、副食品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工作，增加品种，调整不合理的物价，以保证职工生活的需要”。副食品供应“按六类地区城市标准供应”。

针对搬迁到山区的三线企业普遍存在的日常食品供应问题，1967年8月初，辽宁省召开“山区和重点农村工矿区的商品供应与生活服务工作”专门会议，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关于粮食品种和定量标准问题，辽宁省规定“由城镇搬迁或在农村新建、扩建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面粉、粮类供应，一律按所在地县镇品种标准供应。由城镇迁往农村或在农村新建扩建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的粮油标准，应按所在地县镇标准供应”。虽然，辽宁省没有违背中央关于各地方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粮食供应标准的精神，但按照“所在地县镇”粮食供应标准实际降低了三新厂职工的粮食供应标准，在此之前三新厂职工是按照“城市标准”供应粮食。关于粮食质量的问题，辽宁省并没有出台相关政策，这些都给三新厂职工在日后扎根山区建设三线的工作中埋下了隐患。

关于蔬菜供应和蔬菜价格，辽宁省规定必须贯彻“就近生产、就近供应”和辅之以调剂的方针，即加强对蔬菜生产的领导，把发展当地蔬菜生产放在首位。辽宁省要求合理安排菜田布局，建立专业菜田，兼顾生产、消费、经营三方面利益，由市县自行安排，加强菜田建设，“为了扶持新菜田的发展，对新菜田，头二、三年内可根据具体情况，国家给予一定的补贴，但要提报计划，经省批准，具体补贴办法由县自定。为了照顾职工生活，蔬菜销价总水平，不应高于县城，在季节品种上允许有高有低”。这虽然从源头上基本解决了三新厂职工蔬菜供应的问题，但国家政策到地方基层的实际落实，还受到地方政府执行力、当地经济状况、物资供应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三新厂所在地的木盂子公社和铧尖子公社，原本耕地面积就少，加之三新厂相继建厂房、住宅、学校、医院等占据了一部分土地，当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土地资源的持续减少引发了农民的不满，成为农民抬高蔬菜价格的重要因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的保障自身物资供应的重要经验，在三线建设时期，这一国家话语被进一步倡导，“厂矿企业自给性生产”成为官方鼓励职工扎根三线的主流话语。根据1967年8月初辽宁省专门会议的规定，“应是生产队商品生产与厂矿企业自给性生产相结合。厂矿企业应该按照毛主席‘五七’指示，学习‘大庆’的精神，在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种菜，养猪，以改善职工生活，减少群众负担”。但随着1967年以后几年的政治运动，三新厂内部领导体制也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分为群众组织专权、革命委员会专权、党委“一元化”领导三个阶段，军工生产任务在领导体制不稳定的情况下虽然能保持运行，但种菜、养猪等改善职工生活范畴的举措难以付诸实现，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当政治重建的工作实际上已开始以后，重建的蓝图远不是那么富有远见卓识”。与此同时，《工业七十条》中规定的责任制、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奖励和职工福利等一系列企业管理制度也遭到了破坏。

经过政府的组织和动员，当三新厂职工主体性选择扎根山区建设三线的革命热情和生活现实持续碰撞时，他们的内心是否有落差感呢，冯伟回忆，“那时国家提倡‘好人好马上三线’，省里对职工也进行了动员，很多人主动报名的。我们是响应国家号召，抱着很多幻想来的。结果一下车，我记得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山，感觉山怎么这么高啊，心情一下子就低落了，后来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因为当时国家号召哪里艰苦哪里去嘛！……我的同事杨春岭曾经和我说，他记得50年前，就是1967年6月，从沈阳分配来厂共30名徒工，坐了一天解放牌汽车，一直往大山里开，快天黑才到新风厂。下车一看，太荒凉了，只有一个像样的房子——大食堂，他们都不下车，想让再给送回去，女的都哭了，接待的人做工作说，让下车吃点饭，也都不下车，僵持挺长时间。他们刚到一个陌生的条件极差的地方，心情都不好，连续哭了好多天，领导做工作才慢慢适应”。革命热情和生活现实的落差在官方话语、企业的政治动员中被慢慢淡化，但涉及职工最基本生存利益的日常食品供应问题却不得不在艰难中前行。

二、扎根与调离：日常食品供应问题的凸显与呈现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进一步推动了三线建设，辽宁小三线建设出现了第二轮高潮，“当年全省共安排39个项目，其中新建项目19个，计划投资4504.92万元。辽宁省制订了1970至1972年辽宁小三线建设规划，计划完成38个项目，总投资近1.68亿元”。“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再一次掀起高潮，1969年，三新厂革委会主动取消了自1967年1月起正式职工每月12元的生活补贴费，职工的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三新厂继续遵循辽宁省1967年8月初专门会议关于日常食品供应的相关规定，但政治运动的干扰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1973年后，政治场域再度冲击到生产建设领域，“从1972年以来稍有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濒临动乱的边缘。财政收支方面，1974年1月至5月全国财政收支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入减少5亿元，支出增加25亿元”。开荒种地、养猪搞副业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举措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倾向”而遭禁止。1974年初，三新厂相继开始禁止工厂车间、职工养猪，“为提高广大职工的斗争觉悟，煞住小开荒和养猪的资本主义妖风，反击修正主义回潮，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严禁职工养猪养羊，对于以前养的猪羊，限1974年5月末处理完”。此后，三新厂职工日常食品供应又面临严峻考验，问题的凸显使三新厂职工申请调离三线的比例持续攀升，一度达到一半以上。

（一）粮食供应问题的凸显

1973年1月，新华机械厂向中共本溪市委提交了《关于粮食质量情况的反映报告》，称“我新华机械厂位于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地区，职工和家属吃粮由县设新华粮店供应。就过去供应口粮质量看来，基本上还可以，职工和家属有些意见，通过解释和教育也就解决了。但从今年1月份供应粮食品种看，玉米面水分太大，从粮店买回后，只在粮袋里装一夜，造成玉米面发霉不能吃。为此，职工、家属反映很大。对这个问题，我们曾到粮站做过了解，该站负责同志介绍说，‘此玉米面水分太大，约占30%以上。’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市委反映。由于粮食质量保证不了，就直接影响到粮食定量，故群众有些意见。现反映上级，请予考虑和解决”。

1977年，三新厂集体向辽宁省国防工办再次反映职工粮食质量以及细粮比例的问题，“粮食供应1973年至1976年四年平均每人每月供应大米5斤，面粉4斤，共计每月平均9斤，1977年每人每月桓仁县计划6斤细粮，其余都是苞米面，高粱米很少，小米根本没有，吃粮标准和当地非农业户一样。另外我们几乎每年得吃一个月时期黑龙江冻苞米，成面水分很大，国家规定不超过18个水分，而我们吃的苞米面高达33个水分，总之，我们吃的粗细粮都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职工粮食不够吃只有花高价私买粮，造成生活上极大的困难。这也是职工不能扎根山区的主要原因”。到1977年，自1967年8月辽宁省实行的按“所在地县镇”的粮食供应标准已执行十年，粮食供应标准降低的隐患已日益凸显，特别是细粮供应比例、粮食质量持续下降更进一步动摇了三新厂职工扎根山区建设三线的决心。

（二）蔬菜、副食品供应不足，价格贵

再看蔬菜供应，三新厂所在地从历史上看就很少有种菜的经验和条件，当地蔬菜主要是大白菜，萝卜、土豆等少数几种，满足不了职工的需要。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运输成本高，菠菜、芸豆、茄子、辣椒、西红柿、韭菜等早菜作物价格昂贵，又增加了职工的生活成本。据新华机械厂反映，“现在小菠菜市内每斤8分，而桓仁1.5角，我们山区还没有，青菜一项一个人一年就要多花10多元，全家5口人需50多元，为二级工的一个半月工资，就这样我们还吃不到菜。秋菜供应和市内更不可比，市内可以不用长期储备菜，而我们最低得储备6个月以上的用量(前一年11月至来年5月)，每人都需要储存500斤以上，就储存损失费每人都要多支付4元多，5口人需要20多元，损失费又能买1000多斤菜，秋菜供应每年都是10月份，因为供量大，又必须在短短的几天里买到家，所以几乎天天跑商店，排队、排号，就这样得忙活20多天才能基本结束。这种形势不仅给军工生产造成损失，也给职工造成很大的负担”。

据笔者查阅三新厂20世纪70年代的档案资料发现，职工认为最短缺的是副食品，特别是对猪肉供应不足反映强烈，“每年能吃到的副食品，只有几斤猪肉和少量的鱼，包括咸鱼，其他家蚕、豆制品之类几乎没有，就连小咸菜、豆腐乳、臭豆腐之类的，本地商店也很少供应，工厂得从沈阳等城市进货。猪肉1976年前只能在四大节日供应点买到1.5斤，少则每人半斤，全年也不过4斤肉，1976年还算不错，每人每月基本平均半斤，吃的是市内等外肉，花的是市内二等肉钱，一等肉几乎吃不到”。从1970年至1976年，我国全年人均消费猪肉斤数为，“1970年11.6斤，1971年13.5斤，1972年13.8斤，1973年14.2斤，1974年14.6斤，1975年14.8斤，1976年14.5斤”。三新厂职工从1970年至1976年全年人均供应猪肉量不足全国全年人均消费猪肉量的一半。而据笔者查阅1973年5月31日的《冯贵芳日记》，也侧面印证了当时三新厂职工实际能吃到的新鲜猪肉量确实很少。冯贵芳写道：“今天下午4点半，总务科卖菠菜，茼蒿菜，每人卖给一斤猪肉，每斤1.20元，每户1.3斤海米（即小虾米）。”由于新鲜猪肉很难买到，1974年4月，新风机械厂“总务科从山东拉回4吨咸猪肉，每斤9角，很多人买的”。

针对日常食品供应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文件也规定了，但是执行的怎么样呢？时断时续时冷时热，很不正常，如省、市领导人来检查的时候，就热了。省、市领导人走了就冷了，就变样了。甚至于经常连苞米面、豆油、酱油、大酱、大盐、咸菜、蔬菜都供应不上，物价又高，服务态度不好，营业时间更气人，群众反映很大，生产情绪有些降低，群众不满意，就是对党的威信也有些降低，问题是领导造成的，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由此可见，国家权力能否一步步通过各层级政府落实到基层单位，取决于各层级政府的执行效力，日常食品供应出现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国家在基层的官方形象。

（三）三新厂职工日常食品成本增加的案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到山区后，职工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1976年5月，三新厂分析了日常食品成本增加的问题，见表1。

表1  三新厂日常食品与市内比价差表

说明：三新厂对蔬菜类进行了说明，因秋白菜、萝卜、土豆损失量大，故按山区价格每人年用量损失斤数计算，“秋菜每人按400斤储备，损失为40%，计算损失为160斤；萝卜每人按50斤储备，损失为10%，计算损失为5斤；土豆每人按50斤储备，损失为20%，计算损失为10斤”。

资料来源：《辽宁省国防工业三线厂职工生活情况调查表》，1977年，档案编号：005-1-90，辽宁省辽阳市档案馆藏。

根据表1可知，三新厂职工到山区后，仅日常食品每人每年比市内多支付生活成本25.00元，对于“嵌入”到山区的小三线企业职工，在当地没有土地资源，除了工资收入外，基本没有实物收入等其他收入方式。生活成本、工资收入水平、供养人口等因素都直接影响了职工生活水平的高低。为了更清晰的分析问题，我们以家庭收入在三新厂处于中上等水平的冯伟一家为例，冯伟讲述：“我是1965年随我父母来桓仁的，当时我12岁。我们家兄妹四人，来的时候，最大的15岁，最小的妹妹才2岁。我父亲是国家18级干部，从1965年到1976年，每月工资都是82元，一直都没涨”。“我爷爷、奶奶没有收入，当时和我们一起来桓仁县的。我母亲作为随迁家属，1968年后才开始上班，每月工资24元，直到1978年才正式成为集体性质的，每月工资涨为32.5元。我姐姐1970年被分配到桓仁县大集体单位工作，每月工资31元。我是1975年进新风厂工作，属于全民正式职工，前三年学徒期，第一年每月工资17元，第二年每月工资19元，第三年每月工资22元。当时我们家经济条件在三新厂算处于中上等水平的”。

根据以上材料和口述得知，冯伟父亲冯贵芳是新风机械厂正式职工；冯伟母亲是新风机械厂“五七”家属工；冯伟上山下乡后，1975年被分配到新风机械厂工作，属于国有全民所有制正式职工；冯伟姐姐属于城镇集体职工；冯伟的爷爷、奶奶两人务农，没有收入；冯伟弟弟、妹妹当时还是学生，没有收入。以1976年为例，冯伟一家八口人，其中，四人有工资收入，四人没有收入，冯伟父亲的全年工资收入是984元，冯伟母亲的全年工资收入是288元，冯伟姐姐的全年工资收入是372元，冯伟全年工资收入是228元，四人全年工资总收入为1872元。仅日常食品一项，冯伟一家八口人每年要比市内多支付200元，占冯伟一家全年工资总收入的10.7%。此外，三新厂职工其他日常生活成本也比市内高出很多，“煤每人每年多支付8.00元；香皂、肥皂、棉布等各种日用品每人每年多支付0.75元；各种生活用具每人每年多支付5.50元，合计14.25元”。如此，三新厂职工每人每年比市内多支付日常生活成本为39.25元。1976年，辽宁省非农业居民消费额为388元，农业居民消费额为157元；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年工资为605元，城镇集体职工平均年工资为464元。冯伟一家八口人每年多支付的日常生活成本为314元，占当年辽宁省非农业居民全年消费额的80.9%，占当年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平均年工资的51.9%，这即便对处于三新厂中上等收入水平的冯伟一家来说，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冯伟父亲冯贵芳时任新风机械厂劳资科长，其全年工资收入占全家工资总收入的52.6%，这种社会身份和工资收入水平不是三新厂普通职工能达到的。

在家庭消费结构中，以“衣食住行”为内容的物质消费是最基本的家庭消费，且排在第一位，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精神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等其他家庭消费。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新厂职工来说，其家庭消费的主要内容是物质消费，而消费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通过对冯伟一家总收入的分析，不难发现，三新厂职工搬迁到桓仁县山区后，虽然工资标准没有下降，但日常生活成本确实是显著增加了，其中，增加的物质消费成本占据着家庭消费的较大比例，这是三新厂职工认为其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三新厂还列举了职工生活困难，普遍没有积蓄的案例，特别是当职工遇到因病住院、家中发生意外的时候不得不向厂方借款。1977年，新华机械厂“职工个人借款有85人，借款7440元，借款人占全体职工总数的12.06%”。新兴机械厂“844名职工，就有419名职工欠公款，金额达到63000多元”。

与此同时，由日常食品供应而引起的连带反应如职工、家属自身生命安全，健康状况亦是困扰职工扎根山区建设三线的生活难题。到1977年，三新厂已建厂十年有余，患有关节炎、气管炎的职工和家属比例较高，三新厂认为这和所在地气候寒冷、海拔高，职工常年吃不到新鲜蔬菜，经常吃咸菜、大酱、酱油、腌制的酸菜不无关系，而这些高咸度的腌制食品也是诱发高血压等疾病的重要因素。1977年，三新厂根据职工医院病例对职工和家属的各种疾病进行了分类统计，情况见表2。

表2  三新厂职工和家属各种疾病统计表

资料来源：《国营新兴机械厂、国营新华机械厂、国营新风机械厂关于发给职工生活补贴的请示报告》，1977年，档案编号：004-1-79，辽宁省辽阳市档案馆藏。

根据表2可知，三新厂职工和家属患病率较高，其中，关节炎、妇女病、气管炎患病比例分别达到了16.39%、14.58%、14.57%，皮肤病、高低血压患病比例也较高，分别达到了12.12%、9.1%。生活困难和疾病问题使不少人萌生了退缩的念头。1977年年底，三新厂对历年职工人员变动情况进行了统计，情况见表3。

表3   三新厂职工历年变动情况表

资料来源：《国营新兴机械厂、国营新华机械厂、国营新风机械厂关于发给职工生活补贴的请示报告》，1977年，档案编号：004-1-79，辽宁省辽阳市档案馆藏。

到1977年年底，三新厂有57.17%的人申请过要求调离三线，达到一半以上，已调走的人数占到了25.3%。对此，三新厂认为“致使职工不安心山区生产，吃饭是大问题，两地生活的也较多，纷纷要求调回城市，天天找领导，劳资科的人也推不开门，有的职工说，‘只要能调我回原单位，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我也干了。’甚至于有的职工要求退职回家种地。生活用水也有问题，水硬度度数低，不能饮用，职工思想负担也很重”。“调走和要调走的同志不光是生活问题，也有地方各种疾病的影响”。

三、个人与国家：民生经济与国家政治的因应与互动

个人生活在国家中，国家是由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组成的，个人日常生活水平不能脱离国家政治的大环境。可以说，民生经济与国家政治之间相互影响、共荣共生，简单的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基本的生存保证

根据前文分析，三新厂职工的日常生活成本确实显著增加了，但就其粮食供给量来看，和全国人均消费粮食基本持平，工人的粮食供应标准高于全国水平。三新厂职工粮食供应标准按“所在地县镇”即桓仁县的粮食供应标准，“工人每月42斤，干部31斤，没工作的27斤”。从这个数字来看，在三新厂，工人的粮食供应标准是最高的，每月42斤，全年504斤，干部为372斤，从1966年至1976年，全国年人均消费粮食为371.2斤。相较而言，三新厂工人、干部全年人均粮食供应标准高于或持平全国人均消费水平，这基本符合当时中央关于工人高于干部的粮食供应标准，保障了职工的基本生存需要。

但是，三新厂作为为国家生产军品的省属国有军工企业，职工整体粮食供应标准高于或持平全国并不意味着其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对三新厂职工而言，其参照物始终是自己原来所在城市的生活状态，抑或是对比没有来支援三线建设原同事的生活现状，每当回老家探亲时，心中不平衡情绪更加强烈，他们发现老家：“粮食供应标准每月要比我们高3斤左右，细粮比例比我们高更多，鱼肉蛋供应也比我们好，这样一家几口人差距就很大了”。由于在当地没有土地资源可做补充支撑，当面临粮食、蔬菜不够吃的窘状时，职工们只能私下向农民购买维持生活，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普遍存在的。

笔者在查阅三新厂20世纪70年代的档案史料时发现，1972年，三新厂在本厂的年终总结中，都提到了为改善职工生活而自行养猪或到外地购买蔬菜、肉类的情况。新风机械厂曾靠养猪调剂，“各车间自己养自己分，家属也可以养，但是后来又都不让养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让养猪”。新华机械厂“全年发展生猪70余头，出肉4759斤。为改善职工食堂生活，总务科的广大同志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一年来，为职工解决蔬菜618000斤，肉类53396斤”。新兴机械厂“行政科决心办好食堂，搞好生活，他们还千方百计想办法，克服偏远山区货源不足的困难，积极组织货源进厂，1972年度总计运进蔬菜100万余斤，肉类3万余斤，鱼蛋类2万余斤，调剂了职工的生活。”三新厂主管职工生活的职能部门为改善职工生活，都是经过了“极大的努力”，甚至是“千方百计”来解决职工最需求的蔬菜、肉类食品。

和职工经常反映的家庭消费的日常食品供应问题不同，这两则史料提到的都是职工食堂的公共消费，1972年，“新华机械厂全部正式职工为725人”，“新兴机械厂全部正式职工为914人”。以猪肉为例，新华机械厂食堂公共消费全年人均6.56斤，肉类73.65斤；新兴机械厂食堂公共消费全年人均肉类32.82斤，鱼蛋类21.88斤。但是，在物资短缺，凭票证购买物品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到外地购买蔬菜、肉类的次数频率如何呢？一位受访者告诉笔者：“那时是计划经济，买啥都要票，去外地运菜肉都设卡，根本拉不回来。因为我们是军工厂，工厂有通行证，利用送枪支、子弹的机会，回来的时候，用装枪、装子弹的箱子装。我当时在厂长办公室工作，看厂长都被逼的没办法，当时生活太难了，职工生活太苦，所以冒着风险给职工拉，但10多年也就拉了两三次”。企业一方面要带领职工克服困难完成国家下达的军品生产任务；另一方面又得采取措施改善职工生活以稳定三线建设队伍，可谓“煞费苦心”。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多年来工业化的推动，城市人口激增，给城市的财政开支、粮食供给、住宅建设等带来沉重负担，国家严控城市人口的政策。而三线战略的整体部署又进一步制约了三新厂职工重回城市的可能。企业为稳定职工队伍，想尽办法保证职工日常食品的供应，虽然个别年份的“富足”不能代表整体的生活水平，但在一定程度上调剂了职工的生活。正因为多种因素的联合与促动，使三新厂职工基本保持了75%左右的稳定率，确保了小三线建设军工生产任务的完成。

（二）小三线军工企业特殊的领导和管理体制

小三线军工企业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其领导和管理体制始终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关系。三新厂作为省属国有军工企业，其生产的军品归中央第五机械部统一管理、调配；建厂之初，其行政隶属关系归地方省级政府辽宁省机械厅五局，后又归辽宁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其组织、人事关系归当地市级政府本溪市；其日常食品供应归当地县级政府桓仁县以及下设的公社、村。多重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复杂性是全国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1968年2月，国家计委、国务院国防工办在《关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小三线建设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从1965年到现在三年了，还存在不少问题。这里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地方上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粮食、食油、布票供应标准，职工医病、子女入学、户口迁移、插队落户等等，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对职工进山有影响”。

1969年，有些原本由各地方省份办的小三线军工厂将管理权上交给国家，这样又损害了各地方省份办军工厂的积极性。1973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小三线军工厂归地方领导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强调“小三线军工厂，是遵照毛主席建设大小三线的战略决策建设起来的，在省、市、自治区的直接领导下，取得很大成绩。1969年小三线军工厂管理权上收，严重损害了地方办军工的积极性。根据中央既定方针，小三线军工厂仍全部归省、市、自治区领导”。这样，小三线军工厂又重新划归地方管理。

辽宁小三线桓仁县三新厂正是在这种领导和管理体制下持续多年，关于职工生活问题，“省、市委负责人说县里管，县里说‘你们是省属企业我们不管。’这是多头领导关系造成的结果”。“厂子属省工办，组织、人事关系属本溪市管，商品供应南杂木三级站管，蔬菜肉类桓仁县管，结果就是谁都不管。所以不难看出职工为什么不安心山区，为什么职工要求离开三线，就是因为地区偏僻，交通不便，气候寒冷，生活条件太差，地方性疾病太多，发病面广，担心子女身体健康。这种情况在一个军工厂来说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大问题，没有人怎能搞军工生产，怎能巩固国防。要解决上述我们的意见，彻底改变四不管的局面，实行统一管理”。小三线军工企业这种“先天不足”，多重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复杂性是小三线职工日常食品供应出现困难的重要因素，在此过程中，极容易出现各层级政府之间互相推诿而导致问题无法解决。

（三）民生经济与国家政治

以“衣食住行”为主要内涵的社会生活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形式，“这种社会生活是人们生活状态最直接、最实在的反映。实际上它与政治生活状态、经济生活状态、文化生活状态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之间互动着，影响着”。看似简单的“吃饭”问题，然而对于小三线军工企业三新厂而言，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背后是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战备需要、政治场域、体制管理等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多维面相。小三线军工企业是一个处于复杂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当时威胁国家安全的潜在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研究者需理性看待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生经济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因应与互动。

由于国家“三五”、“四五”计划以三线建设为中心，为适应战备形势的需要，国家号召修工事、挖防空洞储备粮食、布匹等，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深挖洞、广积粮”被建构成国家符号，进而“通过‘运动’机制，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深刻而透彻地嵌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是，过度强调战备的结果不但造成我国重工业、农业、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同时也造成市场上日常食品供应的严重短缺，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实际上，“即便在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五’计划时期，重工业在基本建设投资中也只占36.1%，而‘三五’、‘四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重工业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例分别达到了51.1%和49.6%，轻工业在“三五”计划时期占比是最低的，仅为4.4%，农业占比为10.7%”。“从1966年至1976年，农业总产值由35.9%下降到30.4%，轻工业总产值由31.4%下降到30.7%”。正如有学者所言，“全国大备战对应对当时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全局性的战备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我国整体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物资短缺，日常食品供应不足，供求关系矛盾突出。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既有国际战备形势的需要，又有国内积累生产资料的考量。如何利用十分有限的资金既保证国家工业建设，又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如何在国家工业建设的大局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寻求平衡，一直一大难题。为建设三线提升国防力量，必须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也优先考虑了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其次再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种处理方式也是由我国当时的国情决定的，“这个原则即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这是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至于实行票证制度，主要是因为商品供应严重不足，但也反映了在低水平生活情况下，国家保证人民最低生活需求的努力”。“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在全国人民缩衣节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渐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为是一个奇迹”。

同时，亦不能忽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对各行各业的冲击与影响，其中和三新厂职工日常食品供应密切相关的就是商业体制的运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遭到批判，商业企业普遍不计成本，不讲核算，甚至出现“赔钱正常”、“亏损有理”，片面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否定了社会需要和商品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导致供给与需求脱钩，市场商品供应日趋紧张。到1976年，我国“市场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由1971年的1:6.82上升为1976年的1:6.57；与商品库存总额的比例，由1971年的1:5.18上升为1976年的1:4.57；与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额的比例，由1971年的1:2.71上升为1976年的1:2.30。商业系统的经营效益降低，1976年，商业系统实现利润总额仅为56.84亿元，比1971年下降了10.3%；亏损企业额达到17.83亿元，比1971年增加66.6%”。国家商业体制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基层单位三新厂的日常食品供应问题。1976年，新华机械厂作为三新厂代表向桓仁县革委会提交了《关于新华商店货源供应问题的报告》，称：“新华商店在县商业、供销系统直接领导下，做出很大成绩。但一年多来，在副食、烟酒、糖果、百货等物资供应上，仍不能保证供应，群众有些意见。对此，我们曾多次和商店领导商量，也曾到县里汇报过情况。答复是，主要是商店的体制要解决。可是，至今没有解决，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矛盾。为此，我们建议县革委会能够尽快解决新华商店的体制问题”。

结 语

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以食品为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小三线军工企业是在国家战备需要的大环境下建设起来的，要将其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长时段的历史链条中进行考察，在面临国际战争威胁、国防实力不强、资金短缺、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吃饭”与战备、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更为棘手。

对小三线军工企业而言，国家首先考量的是其军事生产能力的保证，“先生产、后生活”成为政治准则。如此，小三线职工日常食品供应问题的运行相对被动，解决途径始终处于“出现问题-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简单循环。在小三线建设的十几年历程中，政治场域的推动、商业体制的制约、小三线企业多重管理的特殊性都是制约三新厂职工日常食品供应的重要因素。必须承认的是，三新厂职工日常生活成本确实显著增加了，但也需要考察其他因素，三新厂职工粮食供应标准高于或持平全国人均消费水平，保证了其生存需要；通过向当地农民购买粮食、蔬菜也使生活得以维持；在此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偶尔年份的“富足”；加之国家三线建设整体战略部署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促动，三新厂职工基本保持了75%左右的稳定率，从而确保了小三线建设军工生产任务的完成。

民生经济从来不能脱离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看似简单的“吃饭”问题，背后交织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实质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归根结底要靠经济发展，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给民生经济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本文系201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8JZD02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