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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对于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军事报道（1946-1948）
《观察》对于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军事报道（1946-1948）
摘要：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反映它所处的时代。通过对于媒体的解读，我们不但可以研究媒体本身，而且还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存在于战后1946-1948年的《观察》，记录了战后中国的种种面相，成为我们建构战后中国历史图像的史料。《观察》对于战后中国的重大事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倾向。国共内战是战后中国的主题。双方的争夺始于东北。《观察》对此给予格外的关注。其中既有对战争进程的实况解说，又有对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同时还有对双方得失的分析。《观察》所做的“观察”大都符合真实的事实，其分析与预测从整体来看也都准确。它与国共两党各自所属的媒体因为党派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宣传所不同，这也是其难能可贵之处。这种报道的价值就在于它的超党派性，就在于它可以和国共双方所提供的资料相互印证，从而为我们建构当时的历史图像，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关键词：《观察》；国共内战；军事报道；东北；准确；深入
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反映它所处的时代。我们透过对一个媒体的考察，可以探究历史的种种面相。生存于那个时代的媒体，身上必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反过来，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舆论的导向，影响了历史的发展。因此，通过对于媒体的解读，我们不但可以研究媒体本身，而且还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
《观察》正是这样一种媒体。它存在于战后的1946-1948年，记录了战后中国的种种面相，成为我们建构战后中国历史图像的史料。[①]《观察》对于战后中国的重大事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倾向。国共两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战后国共两党的内战及其结果更是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国共内战是战后中国的主题，而双方的争夺则是始于东北。由于东北对国共双方的重要及其问题的复杂性，故而《观察》对战后东北格外关注。在《观察》的报道中，对于国共军事的关注，占据了很大的部分。既有对战争进程的实况解说，又有对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同时还有对双方得失的分析。可以说，《观察》对战后东北国共争夺战的报道，不但体现了其一贯的宗旨，而且也表明了当时社会媒体的舆论导向。
一
1946-1949年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国共之间的内战成为战后中国的主题。一切都围绕此进行。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两种不同命运的斗争。国共双方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改造中国，他们从最初的政争最终走向了兵争，而这种兵争的突破点就选在了东北。《观察》既是生存在这个时期的刊物，便责无旁贷的观察国共内战。首先，《观察》有专门的“特约记者”来关注战争的状况，对战争的进程做出如实的报道与分析，甚至预测。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观察》的主办地点在上海，属于国统区的刊物，同时因为这位“特约记者”的身份原因[②]，所以《观察》的军事报道主要针对国民党方面，而对共产党方面则相对要少很多。
东北由于地理位置重要、资源丰富、工业发达，而备受国共两党的重视。双方都将夺取东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毛泽东就讲过：“东北是一二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甚至讲“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③] 国民党方面对东北的重视丝毫不亚于中共，抗战胜利后即做出种种安排，煞费苦心，希望能够顺利接收东北。[④]
国共在东北的军事对抗开始于双方对于四平的争夺。在近代史上，东北已经成为一个悲剧性的舞台。甲午之战、日俄之战、九一八事变，使东北这块土地一直没有洗掉血腥的气味。直至抗战胜利之后，它也没能从这种命运中解脱出来。由于四平身后就是长春——伪满首都，当时东北的政治中心——因此能否夺取长春将极大地决定国共在东北的地位，亦将极大地增强各自在全国的地位与影响。为此中共早在1946年3月25日就做出决策：力争占领长春，以长春为首都。首都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共已将长春问题提高到相当的政治高度，刘少奇指示林彪、彭真：“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⑤]中共东北局认为，抢占与确保长春的决定一环是开原、四平间的作战。因此，沈阳以北的四平地区就成为主要作战区。4月4日，林彪亲抵四平，并致电延安：“我此刻已到四平街……集中近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⑥]毛泽东则非常支持林的做法：“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⑦]由此可见，中共对于四平之战的重视。由于苏联的因素，中共在4月18日顺利进占长春。然而，进占长春就必然导致中共守卫长春，但对此中共态度坚决。当日，毛泽东指示：“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如我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顽军，此种可能性是有的。”[⑧]随着长春的占领，国共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毛再次致电东北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⑨]而国民党方面与中共的想法基本相同，积极增加在东北的军队，准备“一举铲除”。杜聿明称：“查东北九省并热河境及冀东一带，共军约有三十五万余人，目前仍盘踞于交通要点外广大地区……故宜速予肃清，除此大患，巩固边疆。……在共军根基未固之前，一举铲除，以竟收复东北九省之效。”[⑩]由于此时的中共还无法与国民党相抗衡，因此仅仅在一个月后，“国军用‘口袋战术’攻取四平，占领了长春”。[11]四平之战可以说是中共在战后所遭受的一次重大失利，它给以后中共在东北的作战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毛泽东即认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12]从此之后，中共在东北开始放弃了阵地攻坚战的做法，转而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蒋介石同样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共产党将来同我们作战，一定不敢采用阵地战”“他们最近在东北四平街得到一次教训，当然是不敢与我军作阵地战了。”[13]就连处于国共之外的顾维钧也都认识到了这点：“共军对政府军仅有的一次鏖战是在四平街，结果共军败北，这对他们是一次沉痛的教训。此后，他们留心不再重蹈覆辙。”[14]事实正如顾氏所言，中共在四平大战之后，转变了作战方式，以运动战来与国民党争夺东北。
由于四平之战发生在1946年的4月，此时《观察》尚未创办，因此对于这次战役没有报道。笔者之所以在此简略的回顾四平之战，是因为它对国共尤其是中共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没有这次战役，可能中共在东北之后的争夺战会曲折复杂更多。这次战役引发了中共对于争夺东北的重新认识，改变了原有的战略方针与部署，使之能够更加符合当时的实际，从而保证了最后夺取东北的胜利。
在这次战役之后的国共争夺中，《观察》对四平也有所关注，但是专门的报道很少，仅有《从四平之战看东北前途》、《四平解围之日专机视察报告》两篇。在中共的第五次攻势中，再次与国民党在四平发生战事，这次中共采取“突破重点，越点前进”的战略，渡过松花江，包围长春、永吉，占领公主岭，围攻四平。只是这时的中共已经和1946年四平之战时不同了。“这次大战给人民的经验是：不论谁在背后支持中共，中共战斗力之逐渐强大是事实。若再以过去的尺度来衡量，大错特错。”[15]我们不得不说《观察》讲的很正确。在这次攻势中，国民党不得不依靠增加援军而度过这次危机也说明了国共之间的这种变化。1947年5月中共发动的第五次攻势，表明国共之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在悄然之间完成的。中共在四平之战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展开了积极的进攻，立志夺取东北。而国民党则一步步的腐化与沉沦下去，终被赶出东北。通过《观察》对个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军事报道，我们不难发现，中共始终以积极地态度、机动灵活的战术进行主动攻击，而国民党则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处境，捉襟见肘、疲于应付。
二
1946年的四平之战是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关键点。在此之后，国共攻守的态势基本形成，而不再有重大的变化。中共大部分处于进攻的状态，而国民党则采取守势。国民党在东北的全盛时期，占据了东起安东、北抵松花江、西面掌控热河全省的广大区域。但也正是由于这样，使得国民党不得不分散兵力守卫各个地点，不能形成集中兵力的优势力量。国民党是执政党，不可避免的担负着“守土卫民”的职责。故此，与中共相比，其包袱显得沉重许多。
1946年冬开始，中共组织了一系列的攻势，通常称第某次攻势。《观察》对此专门做了报道，只是其过程并不十分详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双方的战争态势。
中共在东北的五次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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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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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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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区域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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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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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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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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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而来，攻击其塔木城子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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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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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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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渡松花江，攻陷其塔木哈拉海，九台德惠告急，国民党增兵支援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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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国民党收复其塔木白旗屯，26日收复哈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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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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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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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攻九台德惠，吉长、中长两路遭破坏，九台、农安被中共占领，国民党苦守德惠，长春沈阳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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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国民党收复九台、农安，解围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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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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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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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路渡江，猛攻德惠、城子街、其塔木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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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国民党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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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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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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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路占领梅河口怀德、东丰、双河、公主岭等地，围攻长春、吉林、四平街，占领开原、昌图，沈阳告急，辽南方面普兰店被中共占领，国民党撤出安东、宽甸、磐石、本系等地，抚顺附近发生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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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增兵援助，南北并进，6月25日收复公主岭，29日解围四平，中共分散到辽源、西安，但中共仍没有远离铁路，主要军事力量没有受到重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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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观察》3卷9期，第13页。
尽管国民党在最后都是将中共击退，但实际上我们从上面的表中不难发现，中共的攻势一次比一次大，而国民党所控制的区域却是逐渐缩小。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孤点孤线的局面。在中共发动五次攻势之后，国共双方间虽未分出胜负，但在实力上已不同。中共犹弱而强，占据优势。据国民党方面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讲：“东北共军目前实力，除其已正式编为八个纵队外，尚有韩共十四万五千，蒙共三万五千，日共一万五千，合计四十四万人。”[16]而“观察记者”在分析双方的实力对比时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东北共军总兵于五十万人……其可能用于六次攻势的约为三十八万人。国军在东北一年来经过共军五次攻势的消耗……可能使于六次会战者约廿五万人……最近可能已增至三十万人”。[17]《观察》认为：“东北可以看做共军的优势战场，一年来的五次攻势，虽然没有使国军蒙受折腰断臂的损失，确已使国军皮里抽肉了。”[18]
《观察》还敏锐的观察到国共在争夺东北的同时，其他战场对此的配合，将其观察的视野扩大到了全国战略的广度。在各个战场的配合方面，中共显然比国民党成功。如：国民党为增补冀热辽边区的需要，保障北宁路安全，从陆路的角度保障华北成为东北的后方而将范汉杰兵团从山东战场调出，从而使国民党在山东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山东则是从海路支援东北的战略基地。因而这样的后果就难以保证国民党对东北的控制，造成了其在东北的危险处境。而中共在华北的进攻与山东的扭转使这种状态又更加严重。尤其是中共牢牢控制长城沿线，力图切断北宁路，使国民党不得不加派兵力，与中共展开了“关闭东北门户”的战斗。在《观察》记者看来，尽管北宁路因为援军到达而打通，营口稳定，陆海门户重开，“自为国军一大收获。”但对于国民党究竟能否多的东北，并不肯定。
国民党派出参谋总长陈诚坐镇东北，自然是意识到东北的严重性。陈诚到任不久就雄心勃勃的认为：“我们可以把剿匪分成三个阶段：匪方一是盘踞，而是流窜，三是溃散；我方一是进剿，二是追剿，三是清剿。”[19]实际上，这种过于自信的相反，很快就被证明言过其实。在陈的指挥下，中共仍发动攻势。这位总长不得不惭愧的承认“兄弟到此已经四十天，仍然使匪发动了攻势”。国民党在东北的危局并没能有所改变，对于官方所宣传的“危险期已过”，社会舆论并不认同。在《观察》看来，“共军发动六次攻势，先对北宁路开刀，不仅是为了关闭东北门户，还可以看做他要使东北国军成了断线的风筝。现在虽然北宁路国军会师，营口已趋稳定，东北门户重开，但共军是绝不会忘怀于‘关门’‘断线’的战略，尽管主战场在辽北，而六次攻势这个过程中，北宁路是难获安宁的。”而东北的危险局面“就是北宁路并不是走廊，而是系着风筝的一条细线，关闭门户的主动仍然操在共军手里”[20]此时的国民党在东北实力已经大为减弱。对于其屡屡失利的原因，正如其自己所言“以守土为目的，则处处设防，处处薄弱，以攻势歼敌为目的，则部队星罗棋布，无法适应战机，集中转用。”[21]然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国军既遭损失又感精疲力竭，国军军官的豪华与士兵的饷金和生活菲薄、待遇间的不均引起愤恨日增，以及他们毫无兴趣在远离乡井的异乡与不友好的人民为伍作战。”“国军士气已经低落到这样的地步，即无论何时共军欲攻取满洲，整个满洲可能突然的溃败，任由共军占取。”[22]这种严重的状况，是国民党无法改变的。《观察》的分析与上述有相同之处，“东北国军由接收时期不良的影响，和接收后军纪吏治的不佳，他并没有在东北土地上生根”。[23]
《观察》认为“国军在东北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他没有安全的后方。……共军的意图，当然是要控制长城线，切断北宁路，关闭东北的门户。所以在他发动六次攻势的开始就有关闭东北门户之战。”[24]事实证明，它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共的六次攻势基本上是以此为目的。在这次攻势中，中共首先进攻辽西走廊，这里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枢纽，是双方的必争之地。接着，中共向国民党控制的中长铁路长春至铁岭段发动了攻击，除四平与开原之外全部被中共控制。最后，中共南线部队出击北宁路，攻取了新立屯、阜新、朝阳等地，将从华北来支援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歼灭，北线部队奇袭永吉、长春。国民党军收缩到长春、永吉、四平、沈阳、锦州等地，陷入困境。
《观察》坦言，“关闭东北门户，破坏交通，是共军六次攻势的目的”。[25]国内其他媒体也与《观察》持相同看法，如《大公报》就讲：“东北秋季大战正式揭幕。此或为共匪放弃烟台后在东北采取之第六次攻势，此次与第五次攻势所不同者，在战略地理上甚显著，前次系共匪渡过松花江作战，此次则在江南中长路两侧发动，且企图先隔绝关内外，再攻国军海上补给之葫芦岛、营口两港口，现北宁路已告中断，开原、昌图一带似颇感威胁。”[26]
中共的第六次攻势无论是从规模上讲还是从作战效果上说，都是前五次攻势所无法比拟的。它使国共双方发生了力量上的转折。在此之前，国民党在东北的控制区域虽然谈不上有多大，但至少还能连称一片。在这次攻势之后，则被分成了几块孤立的地区，形势更加危险。我们可以从上图之中直观的看出这一变化。
《观察》援引了天津大公报载柳克述的话，他认为：“东北华北为中国之生命线，东北国军载一袋形地带中处境至危。然在陈兼主任（陈诚——笔者注）领导下，已有新生气象，但不能希望有什么奇迹发生。”[27]这位陈诚身边的重要人士夸赞陈的功绩自无可非议，但其载谈话中亦承认了中共第六次攻势给国民党载东北造成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时的东北成了整个国内的焦点。“从长城线内外的争夺，而关闭东北门户之战，而热辽边区之战，而中长路两侧之战，而吉长地区之战，一直最近小丰满之战，一连串的剧烈战斗，将注意战局的人们的视线吸引到东北去。”在这种形势下，东北的局势将如何发展？“或许有人以为东北共军六次攻势的成败，会决定东北未来的局势”，但《观察》则认为“这样想法是未免太天真而干脆了。”[28]其意思很明白，即中共的第六次攻势并不能决定东北的结局。为什么呢？《观察》的依据就是：“东北共军发动六次攻势，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是双方还没有主力决战。”“没有主力会战是解决不了军事上的问题的”，“很快东北要天冷了，军事行动上不能不说没有妨碍。”[29]因此，它预测“楔入东北的国军在东北冻结以前，仍然是要以沈阳为中心，控制冀热辽边区，使东北华北联成一气”。[30]笔者认为，《观察》的上述判断与预测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足之处。从这一点讲，以及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的第六次攻势确实没有主力决战，没有立即使东北的局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它的分析却忽视了这次攻势给国共双方带来的无形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的第六次攻势实际上为辽沈战役创造了主要的条件，这是东北局势根本质变前的量变与部分质变。
三
《观察》的通信报道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每到年底的时候总是会盘点一下一年来的全国局势，名曰“年度总结账”。在1947年年底的总结中，写到：“东北地区，从熊式辉、杜聿明到陈辞修，其态势始终是政协破裂前夕的态势。不独未北渡，还把安东一地自动放弃。最近共方六次攻势，政府军仅止于保持沈阳长春几个据点，在这里吸住了三十至五十万大军，形成了一笔可观的负担。”[31]这也就是说，“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中间国军所获得的面积，到1947年底，除了几个少数的大据点，差不多又完全差不多被共军拿回去了。”“国军在东北所控制的面积，仅占东北全面积百分之六七。”[32]1947年下半年是国共内战的转折点，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共方面，发表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歼敌……收复失地。”[33]《观察》对此有所认同“1947年下半年是国内战局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他们（中共）展开反攻，走向胜利，无疑的战区是较前扩大了，国军也有相当的伤亡，尤其在东北一次连接一次的攻势，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向南。”[34]国民党的将领页不得不承认这种状况，如当时担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在日记中写到：“以近日来国军战况之不景气，疲于肆应，不断凋零，穷途末路之势已成。由渐变而转于突变，甚有可能，今年殆可为决定年。”[35]
虽然中共的第六次攻势给了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并没有达到“关闭东北门户”的目的，在国民党一致判断“东北冰封以后，难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中共再次出乎意料的发动了第七次攻势，也称之为“冰雪攻势”。《观察》以调笑的口吻写到：“然而军事这个玩艺有时是不能以常情判断的，因为它不是愉快而安适的旅行，他是个‘玩命’的东西，置之死地而后生，同时敌对的两方，恒常是你希望他来，他偏不来，你希望他去，他偏不去。你所判断的或许是不错的，但在对方却想竭力跳出拟的判断，而从你的判断上找空隙来反击。”[36]因为中共仍是在冀热辽边区以破坏北宁路为主，因此《观察》断定：“共军这次冰雪攻势，还是继续六次攻势的目的！企图关闭东北的门户，是希望围困沈阳，而不是希望打下沈阳。他希望将沈阳变做长春，而把关内的北平变做沈阳。”[37]它的预测是对的。中共正是希望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继而一举全歼。毛泽东曾致电林彪等人说：“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38]
当中共的冬季攻势之后，国共双方形势如何？《观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它认为中共东北的两次攻势的目的“都是着眼在关内外交通的切断，使得关内国军不能向关外增援，而达成他长期围困大据点软化国军的企图。”而“东北国军不必说向外开展，就是要想守住心脏沈阳和其他如吉、长、四、锦等大据点，也非有关内的接济不可。”[39]由于东北问题并非单纯的军事问题，因此，它建议国民党“不能仅仅从军事上着眼，而是从多方面着眼。……不管情势如何艰难，也不得不以全力确保东北。”[40]因为“政府一怕放弃东北后，共方即将成立政府，致在外交方面多添一重困难，二怕放弃东北后，共方蓄意经营，挟东北之富，窥略全国，其势更难抗御。……守住这个据点，将来还可‘徐图发展’，要是连这个据点都没有了，将来要‘回去’就更难了。”[41]当我们置身于当时历史的时候，可以发现《观察》的这种分析是很贴近于实际的。在这种情形下，孤立于大据点被中共围困的国民党军，最为困难的莫过于增援与补给。因此对于国民党来讲确保东北的关键就是保住北宁路，为此《观察》建议：“针对这一现实，全盘战略有彻底更张的必要。……以精锐机动的范汉杰兵团担任打通并确保平沈线，调整华北的战略。”[42]在具体措施上，“东北方面，守卫方式，不采据点守卫法，而将重兵散置据点两侧。”[43]“既然国军必须确保东北，而今天东北的情势，谈攻是不可能。只有守。”所以对于国民党方面换卫立煌来主持东北一事，《观察》断言：“卫立煌的任务，不会超越这一现实。”[44]事实证明，卫立煌在主持东北的期间，直至辽沈决战之前，国共双方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战斗，《观察》的这一预测还是准确的。在这个时期，中共一直厉兵秣马，为争取东北做最后的准备。[45]此时的国民党只保留着长春、沈阳、锦州等大的城市及一小部分地区。国民党将沈阳作为最后的据点拼命死守，但很多人都知道结果如何。《观察》坦言：“沈阳之失，迟早间事。这个感觉是没有根据的，但却是‘一般’的。”[46] 这里的“一般”显然是指带有普遍性的大多数舆论而言。它还指出“现在国军在东北作战，还不仅仅是兵粮械弹的问题，更可虑的是军心士气。”[47]认为国民党想保有东北也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固守吉长四平沈锦，重新打通北宁路关外段，一个就是撤退吉长四平沈阳，以锦州做基地，肃清冀热辽边区，控制热河，一方面算是楔入东北一角，另一方也可以用冀热辽边区封锁东北共军，使他窜不进关来。”[48]《观察》在从军事方面对东北做出预测的同时，还认为稳定东北需要有“新人物、新作风、新办法”等非军事手段。具体来讲就是“要政治清明，民生安定，要有一种开明进步的气氛，让成千上万的青年在无背于自己良知的原则下发展他们的心灵，让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有机会为他们的国家出力。”[49]实际上，这些对于此时的东北来讲，属于理想化的东西，战争状态下不可能实现。这也表明它对于国民党在东北的前途仍存有一丝幻想。希望国民党能够振作起来，挽救它的统治。体现了《观察》思想上非进步的一面。
这个时期中，《观察》对于东北的关注不可谓不多，它将对焦点集中到了东北局势的发展上，希望能够把握局势发展的动态，尤其是对国民党方面格外重视。在4卷5期上，再次发表了观察记者撰写的题为《现阶段的战局总检讨》的报告，这篇文章按地理区域分别对于国共战局进行了分析。在关于东北的部分中讲到“长春或许还要苦撑一个时期，可是攻下四平后的共军，第二个攻击目标，可能就是长春。”中共中央与东北局确曾考虑过先攻打长春而将国民党逐步赶出东北的方针，但最终还是采取了多少有些冒险但战果更加有利于自己的作战方针，即围困长春先攻锦州，将国民党军完全消灭在东北。《观察》的这个判断基本上是依据常理的推测。在这篇文章中，需要注意的是，内中讲到了国民党的战略安排，“目前东北国军决定要用全力畅通营口与葫芦岛两个海口”，以备撤退之用。尽管《观察》发行范围广泛，但笔者对于中共方面是否有人阅读、有多少人阅读、有无重要领导阅读还不清楚。但至少这里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中共对国民党的这个意图有所认识，中央军委曾电告东北局：“据南京谍息，国防部已制订在营口登陆的作战计划。……国民党军队登陆后，拟向沈阳西北方面冲击。假使他们不能在营口立足，那么最低限度他们必须保证部队从沈阳地区撤退的走廊，等语。望注意此项消息。国民党似有将长、沈军队从营口撤退之准备。”[50]但终究没能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做好相应的准备，致使国民党万余人最终从东北逃脱。由此可见，《观察》在对战事的报道、预测与分析上，有很大的准确性。
四
在辽沈战役之前，“国军没有发动攻势的力量与可能”，而中共也借机休整，“因为他们要利用东北做为支援这个战争的总基地，就不得不扩大生产来建设这个基地。”中共确实利用了东北的工业优势，创办了军事工业，为夺取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51]故此，这个时期的正如观察记者所写到的“东北枯井无波”。但是这种平静的表面所预示的是即将到来的大波动，这一点《观察》已经预料到了。“这半年来的确东北没有大变化，秋收以后的剧战，是值得注意的。”这个预测十分准确。中共在1948年的10月攻打锦州，拉开了国共东北决战的序幕。我们现在所论及的辽沈战役事实上在当时并没有这个叫法，当时即使是中共也不称作辽沈战役，而是称“秋季攻势”。[52]在《内战全局的检讨与展望》中，对秋季攻势有如下见解：
“目前全国各战场的小休状态，毫无疑问，双方在准备秋季攻势。国军准备秋季攻势重点可能在南线，是一种以攻为守的防御。而共军攻势有利的条件在北线，攻势却不一定在那里开始。以东北形势论，饥饿的沈阳在秋收前后冰封以前，国军一定要设法向外扩展并打通沈阳对外围的交通，不然饥饿下去会使沈阳变做长春。……锦州是东北希望之所寄，哺乳输血工作早就已经开始。不过经半年多整补，在秋收以后的共军，是否会留给东北国军一个新的机会，值得研究。东北共军除了进一步的威逼锦沈外，还可能再与华北共军发动冀东攻势，而华北后门上的绥包大同有同时被攻的可能。……因为共军已经逐渐具备了攻坚的力量”。[53]
国民党“在军事上还是希望东北能够撑住。”文章肯定性的认为“秋季攻势的规模将是空前的”。但同时进而讲到：
“今年的秋攻尽管规模是空前的大，也未必能够结束战争。人民希望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还不是一年半载的工夫所可获得的。”“我们始终认定如果没有和平的奇迹发生，内战是必然长期化的。”“目前的内战将是中国最后的一次内战，它本身含有一个‘彻底性’。”“长期而彻底的战争还要继续发展，人民的痛苦只有日益加深。”[54]
这一点，体现了《观察》的悲观性与局限性。它站在其自身的立场上，悲观的认为国共之间力量总体上均衡，在短期内必然形成僵持的态势。而所讲的“和平的奇迹发生”无疑是指国共之间的和谈而言。这就表明了《观察》所具有的幻想与它的立场。
对于东北的最终前途，《观察》认为“事实上，锦州即令失而复得，海路即令暂通，对于整个东北前途，并无补益。”[55]同时认为，对于国民党来说，东北无异于“鸡肋”。“拖延经年的东北，已经达到政府‘摊牌’的时候了，弃之虽然‘可惜’，食之转觉无味”。此时，《观察》已经亮明了自己对东北最终结局的预测，无论是“总统两次北巡”，还是“将士用命”国民党均已无力回天。因为“共军舍长春沈阳而径攻辽西，就是具有一战而定东北的决心与企图。”[56]因此，对于国民党来讲“对东北比较稳妥放入办法，应当是将沈阳的兵力尽早南移，不要再使沈阳落到长春的地步。”[57]
国共争夺东北的最终结果既出人意料又不出人意料。中共夺得整个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则一败涂地，这是大多数人都预感的到的，并不出人意料，但整个战役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国共就分出胜负，这是出人意料的。“非但出乎当局意料，即使共方将领，恐亦不无‘侥幸’之感。”[58]
《观察》并没有报道辽沈战役的具体过程，因为这已无重大意义。但它利用整版的篇幅连续两期加以分析探讨国共这次战役的得失。其中一篇是特约记者专门写的《沈阳失守的尖锐报告》。在报告中，开篇便直言“不是林彪太凶，而是国军太糟，政府太无能，剿人不成，反把自己剿了。”[59]，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国民党。他具体讲到国民党失利的原因：第一，国民党接收东北时贪腐无能。“接收就是‘劫搜’，一点也不错。”接着愤怒的写到：“到过东北，凡是与‘接收’沾上一点边的人，那个不是大大的暴发，在去冬七次攻势的时候就‘衣锦还乡’了？……在关外喝东北人的血，到关内照样喝东北人的血，简直走了人形。高级军政官员，开始就没有想在东北有所作为”。第二，国民党人在东北并不经营，而以征服者的姿态掠夺享乐，不顾人民死活，腐化无度。“杜聿明本身也不务正业，办学校，搞报纸。廖耀湘一类的军师长也是一样的胡来，当官的嫌官小，有钱的嫌钱少，自己怎样方便怎样做，不管什么叫国家人民。……吉林主席梁华盛都是由于贪污的劣迹离开东北的，政府一个不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腐化下去。”“政府的军政官员在自己的控制区域内……吃、喝、玩、乐，尽量享受，勾结商人，作生意，大发财源。”第三，军事指挥断节，中央与地方战略意见不一，将领抗命，各自为阵，军令不统一。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继续作战，存在着分歧。蒋介石与卫立煌并没有意见达成一致，在相互扯皮中错失了战机。而“廖耀湘此人，好大喜功，自私自利，但自共军七次攻势以后，他私生活日趋糜烂，早无斗志。且对杜聿明，陈诚，卫立煌都有成见，黑山一战，他还是不绝对服从命令，想保全实力。”[60]尽管这只是一家之言，而且有人已经研究并未指出廖是否这样的骄横，而是分析了在辽沈战役中国民党方面的复杂情况，但其军令不统一，指挥断节的情况确为真实存在。[61]
战争即为博弈。在这场关乎命运的博弈中，国共双方显然交出了不同的答卷。季明投书《观察》对国共双方在东北的得失做了比较分析。他认为中共在战略上高于国民党，可以归纳为第一，避繁就简，大处奏刀。“内战初期，国共实力对比，共军远不及国军。在战略上，共军消极的避免主力作战，积极的是伺隙、孤立、蚕食。”第二，吃掉死子，接通全局。“入春以来（1948年），共军陆续制造死子八九处，如东北的长春、沈阳、锦州……这些城市，大都到了‘叫吃’的程度。”将这些死子接连吃掉，则解放区可以练成一片，大大的改变了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比。第三，两面开弓，多方牵制。“本来‘牵制战’是共军的惯技，此次攻势，更觉显然。”而国民党则是“临时踌躇，弃守不定。……当局自始至终，并无定算。既缺乏‘背城借一’的信心，又没有‘壮士断臂’的勇气”。[62]第二，明于料己，拙于料敌。对于中共的意图与实际的情况，并不完全知晓。国民党被赶出东北后，“局势演变至今，对于政府，显属不利。”季明预言“不过国事至此，终须一变。我们只好静观待变，且看如何变法。”[63]的确，持此看法的不止是他一个人。
“沈阳的失守表明了中国战争进入十字街头。六个月的军事失利累积这结果，蒋介石总统在他的统治下统一中国的希望也告结束。他企图以浪掷人命和资源去击败共军，并夺回被共军占领的区域是失败了。军事和经济的力量原来是国优于共，现在却相反了。中共在东北已经站稳，控制着中国最富的矿产和工业原料。……东北给中共一个可靠的基地，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用来进攻国军在华北和华中的据点。……他们曾用马克斯主义应用到当前的情况里去，就是他们这个运动能成功的实际原因。……中共的壮大并不因为他自身的功绩而是因为对方的错误。”[64]
而另一篇报道则认为“可能再有一年的战争就可以结束了。”并且对于中国的未来做出了颇为大胆的预测，认为未来“中国一直会接收外援，但是只是为了自己。最后的雄心，不论是国家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者，是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的强国——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统治的强国。”[65] 这个大胆的预测可以说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中共执政之后，与苏联结成同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尽管其中经历了若干年的挫折，但是中国最终走上了使自己繁荣强盛的正确道路。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新起点，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已经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逐步崛起，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统治的强国已然出现。
五
史学研究有三大任务：“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总结历史的经验、探求历史的发展规律。”[66]《观察》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对于国共在东北的争夺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经常以“通信”的形式对其进行报道、分析与预测，这些报道、分析与预测同时共同存在于“通信”文章之中。笔者试图从这三个层次去解读这些报道，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它们都浑然一体于文章之中，很难将它们分割开来。叙事之清晰、预测之准确、分析之深入，绝非一般刊物所能企及。实际上，报道现实是任何媒体都应具有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媒体都会客观、准确、深入的去对所报道的客体做出“观察”。《观察》在具备一般媒体所应具有的功能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国家大事做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甚至是预测。这不但是其办刊的宗旨所在，而且也使其在媒体中格外与众不同，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成为媒体创办方面的典范。
《观察》对于1946—1948年国共在东北的争夺，基本上是站在国共之外的立场上进行报道给予关注的。它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共七次攻势的时期，着重捕捉这个时期国共双方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既有从细微之处报道真正争夺之下的城地得失详情，又有从宏观的角度对战争的形势做出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预测。《观察》对于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关注，以报道战争事实为基本内容，同时进一步预测战争的发展方向，深入分析交战双方成败的原因，将三者有机的融为一体，形成了自身的风格，体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与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观察》所做的“观察”大都符合真实的事实，其分析与预测从整体来看也都准确。故此，当时许多人都是它的读者，包括国民党的高层人物，如孙科。时人多以阅读《观察》为荣，多以通过《观察》来了解战争的进展情形。有人称它为客观的了解战争的唯一窗口。由于其所持的客观立场以及无党派的背景，所以《观察》所提供的报道、所做的分析与预测基本上都是可信的。从这一点来讲，它与国共两党各自所属的媒体因为党派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宣传所不同，这也是其难能可贵之处。
《观察》这种性质的媒体，独立于国共之外，它所刊载的内容就为我们今人研究当时历史提供了可以参阅的资料。这种资料的价值就在于它的超党派性，就在于它可以和国共双方所提供的资料相互印证，从而为我们建构当时的历史图像，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史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基础。要试图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就必须注重史料的利用，尤其是注重“原生态史料”。当然，《观察》作为一种媒体，从当时历史的角度来看，可能不被视为史料，充其量是比其他刊物做得更好的杂志而已，但从现在的角度来讲，它刊发的报道可以成为史料而应用于史学研究中。毫无疑问，《观察》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可能比不上档案资料，能否将其归为原生态史料尚需探讨。
笔者以《观察》对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军事报道为解读对象，力图初步建构起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历史图像。通过本文，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国共在东北战争中所形成的历史轨迹，能够了解到当时传统媒体以及社会舆论的导向，能够在读者眼前还原并建构起历史的图像。尽管这种图像还不够具体与完善，但笔者用《观察》来达此目的，无非是希望引起研究者对此的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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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The Times(London) ［N］, .1948.
（22）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 . 1948.
[①] “战后”通常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时期，本文中涉及的“战后”专指1946-1948年这段时间。
[②] 这位记者名叫张金铎，大革命时期在黄埔军校任教、北伐时期在冯玉祥军中任职、后在新四军中工作，“皖南事变”前离开、后在昆明的盟军机构中任职。张本人阅历丰富，对于军事颇有研究，在国民党将领中有很多关系。他被储安平看中，向其约稿后，张将积蓄多年的力量释放出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犀利的文笔，报道了国共内战的实况。《观察》中很多的“通信”都是出自张金铎之手。
[③]《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219、233页。
[④] 国民党方面力图顺利接收东北的详细情形，可参阅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7、9、11等章节。
[⑤]《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⑥]《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注1。
[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⑧]《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9页。
[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0页。
[⑩]《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页。
[11]《观察》2卷20期，第16页。
[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6页。
[13]《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28页。
[14]《顾维钧回忆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0页。
[15]《观察》2卷20期，第16页。
[16]《观察》3卷9期，第13页。
[17]《观察》3卷9期，第13页。
[18]《观察》3卷9期，第13页。
[19]《观察》3卷9期，第14页。
[20]《观察》3卷9期，第14页。
[21]《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四册（上），1989年11月出版，第22页，转引自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8页。
[2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57页。为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写给国务院的报告。
[23]《观察》3卷9期，第14页。
[24]《观察》3卷9期，第14页。
[25]《观察》3卷21期，第13页。
[26]《大公报》1947年10月4日。
[27]《观察》3卷9期，第14页。
[28]《观察》3卷12期，第15页。
[29]《观察》3卷13期，第14页。
[30]《观察》3卷13期，第14页。
[31]《观察》3卷16期，第14页。
[32]《观察》4卷1期，第15页。
[3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0页。
[34]《观察》4卷1期，第14页。
[35]《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36]《观察》3卷21期，第13页。
[37]《观察》3卷21期，第13页。
[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39]《观察》3卷23期，第14页。
[40]《观察》3卷23期，第15页。
[41]《观察》3卷24期，第23页。
[42]《观察》3卷23期，第15页。
[43]《观察》3卷23期，第16页。
[44]《观察》3卷23期，第15页。
[45] 关于中共的战争准备方面的详情，可参阅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章。
[46]《观察》3卷24期，第23页。
[47]《观察》4卷3期，第16页。
[48]《观察》4卷3期，第16页。
[49]《观察》4卷4期，第18页。
[50]《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70页。转引自唐洪森：《东北解放战争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2页。
[51] 可参阅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章。
[52] 唐洪森在《东北解放战争研究》一书中，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对于战役称谓的变化做了比较详细的考证。认为“无论是战时抑或战后，这次战役均被称之为‘秋季攻势’或‘秋季战役’，由于战局发展的结果，而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全东北最后战略决战。至于战役冠以‘辽沈’两字，毛泽东在1949年2月15日发表的《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曾指出：‘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北线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线的淮海战役期间’。这是在《毛泽东选集》中首次使用‘辽沈战役’称谓。”，见第189页。
[53]《观察》5卷1期，第14页。
[54]《观察》5卷1期，第14页。
[55]《观察》5卷10期，第9页。
[56]《观察》5卷11期，第10页。
[57]《观察》5卷11期，第11页。
[58]《观察》5卷12期，第12页。
[59]《观察》5卷13期，第11页。
[60]《观察》5卷13期，第11页。
[61] 详情可参阅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章。
[62]《观察》5卷12期，第12页。
[63]《观察》5卷12期，第12页。
[64] Crossroads in China , The Times(London),Nov.8 , 1948.
[65] China Outlook ,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 Nov.13 , 1948.
[66] 范达人、易孟醇：《比较史学》，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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