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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中央应变机制的确立与应对西安事变的历史经验
【内容摘要】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是对遵义会议以后基本确立的中共中央应变机制的一次严峻考验，也使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并由此积累了临机决断的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和执政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共中央 应变机制 西安事变 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全走向成熟。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临机决断，从容不迫，显示出非凡的勇气和睿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既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结成的联蒋抗日统一战线，也得益于中共中央应变机制的及时启动和运转。党在应对西安事变中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中共中央应变机制形成的艰难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从党成立之日起，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历经10多年时间，中共中央应变机制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
党成立之初，即面临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残酷迫害。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局势，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建立应变机制。1926年3月20日，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是党成立以来首次面临的严重危机和挑战。中共中央局（翌年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迅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制定应变方略。中国共产党应变机制初步创立起来。由于当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党在处理“中山舰事件”过程中，没有能够做到妥善应对和处置，导致党的事业蒙受重大挫折。但是，中共中央在处理“中山舰事件”过程中，却创立了应变机制的基本范式，即通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临机处置突发事件的机制。这种应变机制的范式，由于能够充分体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全党的认可，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从“中山舰事件”到西安事变，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又先后应对了数起突发事件。主要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3年“福建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军事“围剿”等等。在临机处置上述突发事件过程中，特别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由于当时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导致中国革命面临严重挫折。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中共中央应变机制的主要机构是“三人团”。当时，中共中央临机处置党内一切重大问题，均由“三人团”负总责。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在反“围剿”斗争中连续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致使党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被迫长征。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会后组成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最高决策机构，也是中共中央临机处置重大事变的最高指挥机构。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等三人指挥小组的建立，标志着中共中央应变机制的正式建立。
二 西安事变促成我党应变机制的成熟和国共和谈机制的启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启动了应变机制，着手研究制定对策，并委派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西安，联合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处置事变善后事宜。西安事变是对遵义会议以后基本确立的中共中央应变机制的一次严峻考验，也使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得到了锻炼。
中国共产党在临机处置西安事变过程中，需要面对两个突发因素。一是西安事变所处的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势。在西安，各种政治和军事势力与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南京，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与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南京与西安各种政治和军事势力与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国际上，西安事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共产国际和欧美日等国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二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所处的复杂局面。在延安，党和红军在围绕如何处置蒋介石等问题上也出现不同意见。尤其是党自成立之日起到西安事变爆发，党面临的各种突发事件，基本上属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围剿”的范畴。如今，党和红军主要任务既要防范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更要作为中国最有希望、最受民众拥戴的、完全自主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会同东北军、西北军处置被兵谏的蒋介石。这种情况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由于蒋介石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和红军的鲜血，因此，延安军民要求公审枪决蒋介石的呼声很高。基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应变机制面临两难的境地。为了妥善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反复商讨应变方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当时的决策，在完全赞同和钦佩中共中央英明决策的同时，心情是轻松的。可在当时的延安和西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临机决断时却并不轻松，也十分不易。这不仅因为事变来得十分突然，也不仅因为局势十分复杂，还有一个临机处置经验欠缺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临机处置这种迥然不同的重大突发事件，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值得庆幸的是，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完全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件。
1936年12月12日零时30分，中共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将西安事变消息电告中共中央。当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亦电请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后的善后事宜。[1]中共中央闻讯后立即启动了应变处置机制。启动应变机制的标志是12月12日紧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如何应对西安事变。会后，于当日复电张、杨，中共代表四日后到达西安。同时，对红军作出紧急部署。这说明，中共中央临机决断异常敏捷迅速。在毛泽东等三人指挥小组的正确领导下，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委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于12月16日抵达西安，参加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改组国民党，驱逐亲日派，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标志着中共中央应变机制已经完全确立和成熟起来。
西安事变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促成国共和谈机制的建立，并由此派生出国共两党危急处理与纠纷谈判机制的形成。国共和谈机制的建立，缘于西安事变的处置。193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接到张学良、杨虎城关于邀请中共派员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后，给予积极回应。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于12月16日赴西安，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同研究西安事变解决办法，并同国民党蒋介石和南京代表直接对话，由此启动了国共两党和谈机制。西安事变结束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启动了危急处理与纠纷谈判机制，即由两党高层人员直接对话，并协商处理两党之间关系，阐明各自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立场。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对话机制在实现全国抗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在防止两党和两党军队关系方面，尤其是阻止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等方面，也起到了独特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对话机制一直沿袭下来，曾先后促成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和美军“三人调停小组”、北平谈判等。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拒绝我党的和谈条件，国共两党和谈彻底破裂，由西安事变建立的两党对话机制持续13年之后，最终结束。
国共两党对话机制是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政治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一个创举，也是国共两党共同创立的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正确途径和成功的经验。实践证明，这种对话机制有助于两党平等协商解决一切棘手问题。2005年5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并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举行了会谈，使中断50多年的两党对话机制重新启动。由此可见，国共两党对话机制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们衷心希望这种对话机制能够持续进行下去，为促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三 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应变经验。主要是：
第一，保存武力，有备无患的思想。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党主要采取了两手准备。一是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任何突发事件的发生，均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往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西安事变发生时，不论在我们党内，还是在国内外，都感到十分突然。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遇到。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党处变不惊，中共中央应变机制启动后，对事态的未来发展情况已经做好了应对的思想准备。具体表现在对“二·二六”事件的提前介入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事件发生后的善后处理工作，说明党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告诫全党，要做好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的准备，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二是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早在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2]因此，党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只有这样，党才能在任何突发事变情况下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立即作出紧急部署，令红军南下，驻防渭河以北，彭德怀、贺龙部进驻三原、咸阳一线，徐海东部进驻西安四周，以防止南京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发动军事进攻。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对党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其中强调“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3]西安事变后，尤其是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在国共两党谈判中，我党始终坚持保留和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的原则，在与国民党多次谈判中毫不退让。而国民党蒋介石却一直想缩编红军，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屡次制造“摩擦”事件，妄图将我们党的组织和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置于死地。由于党中央和人民军队的坚决反击，使得我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谈判”中，国民党蒋介石故伎重演，又遭到我党的坚决抵制，并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党一直注重军队和国防建设，并做好各种战备物质的生产和储备，以应付各种不同的突发事件，使国防建设向现代化迈进。
第二，准确预测，综合考察的思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4]就是说，对于各种突发事件一定要做好预测工作，随时把握准备和应对的时机。为了做好预测工作，必须及时掌握事态发展的新动向，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及时掌握新情况，就必须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与派往西安的周恩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大量信息被及时反馈到延安，使得中共中央在临机处置时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同时，做好预测工作，并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就应变论应变；而是要注意考察国内、国际等方方面面的情况，综合考察敌、我、友三方各方面等具体情况，研究导致西安事变产生和演变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力求得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由于党中央应变机制的正确运转，及时把握影响和制约事变的主要矛盾进行预测判断，使得我党对西安事变结果和后期处理结果的预测十分准确，从而做到了应付裕如，十分得体。
第三，临机权变，适当妥协的思想。临机权变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和应变方法。为了求得最佳地位和利益，既要以变应变，及时调整既定方针策略，又要懂得并择机妥协。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终决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发言中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和平调解方针的策略思想，以及党对失败前途的准备等，均作了鲜明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事变的前途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二是内战的扩大。我们应当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指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引文）而当时党内多数人的意见是主张“除蒋”“审蒋”的。会议最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决策，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作为中共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到西安后，按照中央既定的“逼蒋抗日”方针，与东北军、西北军商洽抗日救国大计；他经过实际调查，缜密分析，洞悉事态全部真相后，当即临机权变，提出了由“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的方针，并获得了毛泽东、张闻天以及中央政治局的支持。这一方针的改变，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先机条件，也是中共中央应变机制在妥善处理西安事变中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为了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在“联蒋抗日”方针指导下，也适时做好了与国民党适度妥协的思想准备。譬如，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5]在蒋介石接受我党“六项主张”、停止“剿共”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做出4点让步，即“（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6]中央认为，“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便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便于迅速实行对日抗战。”[7]但是，中共中央做出如此巨大让步，是有着不可逾越的底线的，对此，党中央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指出：“保持本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对于本党所创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领导，是本党对国民党让步与妥协的最后限度，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能容许的”。[8]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党顺应历史潮流，在应变过程中适时做出适度妥协让步，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终于同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迎来全民抗战的有利局面。我们党的临机权变决策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应变经验。周恩来曾经指出：“要根据形势来决定策略。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9]我们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不论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还是在外交领域，以及自然灾害等各种突发事件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均十分注重和灵活运用临机权变的政治艺术和方法，既坚持原则，又高度灵活，巧妙应对，迂回前进，使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一往直前。
第四，勇敢面对，无所畏惧的思想。西安事变能否妥善解决，是事关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大事。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应变策略和方针，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正确的决策必须付诸实践，付诸行动，才能使决策的目标得以实现。而要实践正确的决策，必须有优秀的执行者去实施，这同样十分关键。如果执行不力，就会造成决策的失败。因此，实践中央的决策既要有谋，更要果敢，敢于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敢于承受执行过程中的任何风险，敢于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同朋友交往，同敌人周旋，这就要求执行者必须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而周恩来正是我们党最合格、最优秀的人选。须知，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走出根据地，进入国统区，面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同往昔的敌人进行周旋的中共全权代表。如果没有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和非凡的胆识，是难以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中共中央应变机制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不仅敢于应付重大突发事件，而且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应变机制的核心人物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出了表率作用。他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党，中共中央应变机制已经完全成熟，完全有能力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任，迎接未来任何重大突发事件的挑战。西安事变以后至今的历史，已经对此做了充分的证明。
第五，集思广益，深谋远虑的思想。临机决断，科学决策，是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关键环节。在决策中，集中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并充分发挥领袖人物的睿智，是党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参与谋划大计的主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同志，也包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等单位和部门的同志，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和党在东北军、西北军的同志等等。在延安，中共中央几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甚至包括听取基层广大军民的意见，充分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及时调整党的方针策略，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保障。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共中央曾于12月19日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阐明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则立场，这一指示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发扬党内民主，并不是不要集中。尤其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事变发生时，如果片面强调民主，或游移不定，议而不决，不及时做出决断，就容易贻误时机和大计，造成巨大失误。因此，中共中央在启动应变机制时，必须由党的领袖们最终做出决断，即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三人指挥小组作为应变机制的核心成员。由于他们的深谋远虑，相机决断，确保了我们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一直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深谋远虑就是要胸怀全局，高瞻远瞩，抓住中心，联贯全面，对当时的时局和我们的对策做出正确决断。譬如，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指出：“（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10]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不仅态度明确，分析透彻，而且言简意赅，谋略高深。这些指示对于我党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对国际国内各种艰难险阻，临危不惧，果断应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应变思想和经验。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指导全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今天，我们的党和国家依然面对着各种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在国外，敌对势力依然存在，随时威胁着国家安全。台海局势对国际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朝核危机”，以及国内依然存在的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和重大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都需要我们随时面对，及早准备，及时妥善处理。因此，学习研究和借鉴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应变经验，对于未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原载《理论界》2009年第12期
[1]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131页。
[2] 《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137页。
[3]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168页。
[4]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62页。
[5]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168页。
[6]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36－237页。
[7]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38－239页。
[8]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46页。
[9]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1页。
[10]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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