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外交协会事件”的真相

                                                   ——《满字第53号报告》考释

王连捷

 

［摘   要］ “国民外交协会事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东北反日营垒内部发生的一件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幸事件。但在80年后的今天，由于一些特别复杂的原因，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性质仍有不同认识。因此，考证和诠释中共满洲省委《满字笔53号报告》，还原事件的本来面貌，是非常必要的。

［关 键 词］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外交协会事件；满洲省委；张学良

 

1930年4月12日，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在奉天总商会礼堂召开国民常识讲演会，会上部分与会者同会议主持人发生冲突，导致宪兵侦缉队干涉，赵尚志等三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这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文件中多次提到的“国民外交协会事件”。如今这一事件已经过去整整80年了，但是由于一些特别复杂的原因，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和相关人物的是非功过，仍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为了正确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笔者愿就自己的见闻所及，对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做一番深入的考察。

有关这一时间最早的资料是中共满洲省委1930年4月13日写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现载于《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351页，题目是：《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第53号报告》，笔者的考察当然要从考证和诠释这份报告开始。

报告签发的时间是“四月十三日”，也就是国民外交协会事发的第二天，对于以李子芬为书记的新一任满洲省委来说，这也是到任后写给党中央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报告。报告具体的内容共有四项，“（一）五一的布置”，“（二）北宁路斗争的过去与将来”，“（三）反对抗俄追悼大会及反外交协会斗争”，“（四）第二工科的斗争”，其中（一）、（二）、（四）三项还仅仅是新省委红五月期间的工作计划，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只有第三项是确确实实已经发生，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的事情：

 

“四月五日，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发起追悼抗俄将士大会，我们组织反帝同盟的群众于同日在追悼会场外面开群众会议。因到的人数太少，故在追悼会场中去呼口号，我们的口号比敌人的口号声浪要高，这就是说响应我们的比他们的多些。当时在场的群众最多的是兵士、警察，其余便是学生、市民。”

 

这是国民外交协会的前奏。此时由中东路事件引起的中苏边境的战争已经结束。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损兵折将，不得不同苏方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以前的中苏共管的状态。战争虽然结束了，张学良也后悔吃亏上当，但他对苏联在中东路管理中专断行为的不满并未完全消除，而另一方面，那些在抗俄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为了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又使他和国民外交协会的领导人怀有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时值清明时节，为了表达对韩光第等阵亡将士的哀悼和思念之情，国民外交协会于4月5日举行追悼大会。但是李子芬等新任满洲省委领导人却认为召开这样的追悼会是当局采取的反苏反共行为，决定加以反对和抵制，“我们组织反帝同盟的群众于同日在追悼会场外开群众会议”就是抵制的手段。“反帝同盟”全名“反对帝国主义同盟”，是1927年2月由法国的巴比隆、苏联的高尔基、中国的宋庆龄发起成立的一个国际性民间反帝团体。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以刘少奇为首的上任满洲省委在东北民间的“对日不合作十人团”等反日团体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哈尔滨和沈阳等处“反帝大同盟”的分会，实际上也是党的外围组织。省委组织的这次会议就安排在追悼大会会场的外面，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丁君羊亲自主持同追悼大会唱对台戏，由于丁君羊的反帝大会去的人数比追悼会人多，所以那些脱离东北实际的具有“左”倾错误情绪的口号，如“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等，压倒了颂扬韩光第等阵亡将士的声音，追悼大会的主持人外交协会主席阎宝航一时感到愕然，但没有让在场的警察弹压，只是目送丁君羊等人把喊口号的人带走，从容离开会场，[①]于是新省委便以为这似乎也是一种“胜利”。

 

“到昨日（十二日），外交协会举行国民常识讲演会议，我们组织了七八十个人到会场中去，当他们还未演讲之先，我们就夺取了讲演台，以反对英兵最近在上演杀死学生的事件做发动口号，做了半点钟左右的煽动演讲，主席并不干涉，后来主席请讲演人停止，讲演者即和他反驳。群众只敢鼓掌，但不敢接呼口号。后来他们还是干那些‘行三鞠躬礼’、‘读总理遗嘱’的把戏，于是我们不得不以同志甚至负责同志呼口号。这时候，他们才宣布停止会议。”

 

4月5日的小胜，增加了李子芬等人的信心，所以又派人抵制国民常识讲演会。此前外交协会已经举行了11次讲演会，这次是第12次，邀请苏上达委员（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经理）讲演《泛太平洋会议》和王金川委员（东三省官银号总稽核）讲演《游欧所见及各国对中国观念》。苏是亲美学者，刚参加泛太平洋会议归来，新省委估计他在会议上要吹捧美国，给张学良引进美资修筑葫芦岛港造舆论，因此决定派党员参加，伺机夺取讲坛宣传反帝，并组织反帝大同盟盟员前去鼓掌助威。据郭庆芳（时名郭任民）回忆：“当时卢广绩主持会场，做了简单介绍即由苏上达开始演说，他们二人都是在一米多高的主席台上的。这时我党派去的赵尚志站在听众席第一排长凳的中间，面向听众演说反帝，把苏上达的话打断，苏木立台上”。据赵俊清先生考察，赵尚志这次发言很精彩。他质问会议主席：外交协会对在上海的英国士兵杀死学生一事为什么不表示态度？接着他便按着省委事先决定的行动计划夺取讲坛，站在凳子上面慷慨激昂地面向听众以反对英国士兵最近在上海杀死中国学生事件、日本强行要在东北由其贷款修筑“满蒙五路”，并先修吉会路（吉林至朝鲜会宁）事件以及东北当局向英美贷款筹建葫芦岛港等为中心内容进行爱国宣传，痛陈允许日本人在东北修筑铁路就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向英美贷款会助长英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的东北，一些与会党团员听后不断鼓掌叫好。总之，这次行动满洲省委是有备而来，外交协会却感到意外。卢广绩制止不成，只好用孙中山的权威来缓和混乱局面，向孙中山遗像鞠躬、背诵《总理遗嘱》，这时坐在台下的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亭和另一名“负责同志”陈尚哲便以带头呼口号来对抗，结果会场秩序继续大乱，卢广绩不得不草草结束会议。

 

“那时候，他们的准备已经停当，门口早已被商团把守，便衣侦探已布满，把我们讲演和呼口号的同志共三人请到会客厅拘禁起来，随后又送到宪兵司令部去了。被捕的三个人中有两个反帝党团负责人，并其中之一是党团书记。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很大的损失。”

 

文中“他们”是指国民外交协会的领导人卢广绩等。“商团”是指商会卫队，亦称“团勇”，他们是商会雇佣来看门护院的，平常负责商会大院的警卫，国民外交协会开大会时，他们也代收门票。“侦探”是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处处长雷恒成带来的便衣侦探。新省委认为侦探捕人是外交协会事先与宪兵司令部串通好了的，其实并非如此。据郭庆芳证实：“外协经常开讲演会请人讲演，题目多为文化、教育、讲科学、除迷信等，与政治无任何关系。每次开会都印有入场券，以示限制。”常有余兴（笔者按：指会后放电影等），以资招待。为了维持秩序，均给东北宪兵司令部去信，请人临监（当时警察只管民间刑事纠纷，故向来不通知）。每次开会由九个委员中的五人主持会场，我和朱焕阶两个秘书轮班在会场照料。……每次开会的情形大致如此。至于这一次侦探到会来究竟是接到了谁的通知，目前还说法不一。郭庆芳说他根据省委的指示，事先没有发通知让宪兵司令部派人临监，会场发生争执以后是卢广绩上楼打电话给宪兵司令部的；朱焕阶则证实卢广绩根本没有离开会场，更不会打电话。其实即使卢打电话也是为了维持会场秩序，把讲演会开好，不会有捕人的动机。而宪兵侦探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会场出现混乱时，便衣侦探并未出面制止，他们只是在角落里观察谁带头呼口号，谁又带头鼓掌，待散会时“有两个便衣夹一人，共捕去赵尚志、杜兰亭、陈尚哲三个人”，而且是去“请至会客厅拘禁起来，随后又送到宪兵司令部去”，如此有条不紊，有板有眼，不是事先预谋好是很难办到的。现已查明，这次逮捕共产党员是东北宪兵司令部陈兴亚和侦缉队长雷恒成精心策划的。雷恒成，又名赵东安，是个罪恶累累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为人凶狠，人称“雷锤子”，1912年2月他为了给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粉饰门面，竟将近百名贫苦无告的无辜民众枪杀，1926年“三·一八惨案”、1927年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杀害案他都充当了刽子手的可耻角色。张学良东北易帜以后他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以侦察和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去取媚于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这次乘应邀临监国民常识讲演会机会，逮捕赵尚志等三名共产党，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

 

“但是对于昨日反外交协会之整个的估量，认为是在群众中政治上的收获是很大的，反帝同盟公开在千多群众面前讲演半小时之久，以致吉会路、葫芦岛的问题通谈到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群众是响应的，虽然其他口号不敢接续响应。但是我们的缺点还很多，最主要的是平时的宣传和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不充分，群众中的干部到会场后即无法联络，以致不能把我们的同志成为基本群众的有力核心，再由这些基本群众去领导全场到呼口号和即刻冲突商团守卫和防线，到街上示威，所以结果不能不是群众中的领袖被捕。”

 

新省委根本没有认识到“反外交协会”本身就是错误的，反帝大同盟和外交协会同是反日团体；党组织应予正面引导，而不是破坏，更不谈“打倒”。“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群众“响应”。而“打倒国民外交协会”的口号群众并没有响应，并不是因为“不敢”，而是这个组织始终没有改变以反日爱国为主旨的政治立场是受到大多数群众，特别是广大东北大学师生们拥护的，新省委“打倒国民外交协会”的口号反而孤立了自己。由于新省委选错了“打倒”的对象，是非的标准也就颠倒了，因此报告中所说的“收获很大”云云也是不存在的。至于没有带领群众冲出会场上街游行也不仅是缺乏准备的问题，也是因那样行动脱离群众，勉强去做，说不定会惹出更大的乱子。

 

“今后能不能把昨日的斗争继续下去，是奉天（也可说是南满）群众反帝斗争扩大或暂时消沉的关键。在昨日的会场中，我们的基本群众最大部分是东北大学学生，昨日散会后，他们自己也还说要继续干下去。目下党的策略是。要以反帝同盟为中心，组织能包括广大学生群众的援救被捕学生及反对英兵枪杀二人的后援会，先从东北大学发动起来，叫他们先成立后援会（昨日被捕者中，有一东北大学学生）。且组织讲演队，到各校讲演，随时成立各校后援会的组织，发动群众的中心口号是‘罢课示威，反抗国民外交协会勾结军警逮捕反帝学生’。同时，我们有一同志原在外交协会当秘书，要在此时、公开进去，到各校去公开宣布外交协会的罪状。”

 

文中“我们的基本群众”，是指各级党团组织所联系的党外积极分子，如兵工厂的工人、东北大学的学生等。目下即“眼下”之意。被捕者中的“东北大学学生”即陈尚哲，当时省委尚不知他已叛变。在外交协会中当秘书的“同志”（即党员）指的是郭庆芳。据郭老回忆，“第二天清晨，党省委派来一个人，他是昨晚自始至终参加了那个演说会的。……他向我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即所有党团员都要给会长卢广绩写恫吓信，每人至少十封，命令卢广绩放人，理由是在商会院内捆的人，商会会长有重大责任，是罪魁祸首。必须这样做，来逼迫他。大家都这样做，人多力量大，他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将不得不设法放人的”。[④]以李子芬为首的新省委的这些做法又是错上加错。因为事实上抓人放人卢广绩根本左右不了雷恒成，雷恒成也不会听他的。结果不但赵尚志等没有被放出来，反而是暴露了更多的同志。雷恒成乘机利用叛徒的口供和指认于4月16日进行第二次大搜捕，两次共逮捕党内外人士三十人，除两名叛徒被当场释放外，尚有二十八人，其中党员十一人，省委书记李子芬、团省委书记饶漱石、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省委秘书长刘碧云、共青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等重要领导干部都在被捕名单之列，使中共满洲省委蒙受了自成立以来第二次重大破坏。

这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文件中多次提到的“国民外交协会事件”的全部过程。

如今事情已过去81年了。经过81年的历史沉淀，我们已经有条件对这抗日公案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一事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东北反日营垒内部发生的一件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幸事件。在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由于残留在张学良的东北当局专政机构中的极端反动的汉奸、亲日派分子雷恒成[⑤]利用反日营垒中出现的误会和裂痕以售其奸，极尽其挑拨离间、破坏团结、陷害共产党人之能事，不仅给当时的东北党组织造成了一次严重的破坏，而且在党员和爱国人士之间留下了某种长时间挥之不去的阴影（例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郭庆芳和卢广绩两位耄耋老人还心存芥蒂），但是就中国共产党及其东北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来说，“国民外交协会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随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东北的反日爱国运动迅速发展为抗日救国运动，国民外交协会迅速发展为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以前那些不和谐的声音也就很快消逝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国民外交协会事件”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新任满洲省委“反国民外交协会”反错了对象，正如俗话说：“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

首先，国民外交协会并非敌人。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的前身是杜重远领导的拒日临江设领国民外交后援会和高崇民等领导的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他们都是民间反日爱国团体。1929年7月，在张学良的授意之下，他们和阎宝航、车向忱等组建的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拒毒协会等民间反日爱国团体以及辽宁省工会、农会、商会和教育会等各法人团体共同组成的一个新的官支民办的团体，定名为辽宁国民外交协会。该会由奉天省商会提供活动经费，会址设在商会大院，首任委员为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金哲忱（商会会长）、卢广绩（商会副会长）、王化一（教育会长）徐世达（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经理）、卞宗孟（辽宁国立图书馆馆长）等九人。其中杜、高、阎、车等主要决策者和领导核心都是东北地区先进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早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们就与东北地区的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创办《启明学社》，开展平民教育、实行国共合作、支持郭松龄倒戈反奉等革命斗争中显露头角。高崇民曾不止一次地掩护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阎宝航甚至提出入党要求，他们不愧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可信赖的朋友。以他们为核心的国民外交协会和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在反日爱国的大方向上是并行不悖的。

其次，支持国民外交协会的张学良在当时至少也不应当列为主要的敌人。关于这一点，前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曾有过特别精辟的分析，指出：“满洲的统治阶级是买办地主的阶级出身，但在满洲客观的经济环境之下，他已在由买办地主阶级向民族资产阶级的蜕化的过程中（不过这种蜕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之下是非常困难的），他的民族意识逐渐加强”，“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有一天天加紧。”[⑥]事实上国难家仇系于一身的张学良不但具有强烈的反日爱国意识，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与乃父主张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在1929年夏天刘少奇和孟坚在纱厂门前被捕时，他听取了国民外交协会领导人之一高崇民的劝告，同意不向南京政府引渡被捕的共产党员，给了刘少奇得以取保释放的机会。就在国民外交协会发生后，当陈兴亚、雷恒成准备把被捕党员引渡给南京政府时，又是张学良直接出面阻止了引渡的行动。[⑦]1930年11月17日张学良在出席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周的讲话中说：“最近在辽宁遇到几个共产党员，他们对中国现状不满，要求找出路，要求改革。”[⑧]公开表示对东北共产党员行为的理解。这里所说的遇到的几个共产党员就是指国民外交协会事件中的被捕的共产党员李子芬、丁君羊、王纯一等人。可见他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与乃父张作霖以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大不相同。新任中共满洲省委的“打倒国民外交协会”的主张，不仅得罪了与党患难与共的老朋友，而且也得罪了正在“由买办地主的阶级向民族资产阶级蜕化”的新朋友，而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残留在在东北政权中的忠实走狗雷恒成之流的阴谋破坏活动却疏于防范，这样一来，党组织遭受破坏也就难以避免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⑨]81年前的国民外交协会事件使我们更深刻的领会了毛泽东的这一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