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的政治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为此，集中事权、加强藏王的集权统治成为他在初政以后不懈努力的首要目标和主要目标，但这种集权过程单纯以威权和暴力为后盾来进行，严重触犯了藏人特别是很多藏内上层僧俗大贵族的利益，也没有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同意或认可，最终导致其统治内外交困和噶厦政府权力体制的分崩离析，卒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爆发，藏王身败名裂，藏王制被废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的爆发的确充分暴露了藏王体制的运行高度依赖于藏王个人的素质和忠诚，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它促使清朝下定决心废除了藏王制并建立起对西藏的直接统治机制；但同时应该看到，这个事件所以发生，显然不能否定它是藏王与藏内僧俗势力以及驻藏大臣之间异常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的产物，因此，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本人的论定不宜过于简单和仓促。

【关键词】藏王统治；驻藏大臣；僧俗关系；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藏文里又称珠美朗杰、达赖巴图尔，十八世纪前中期西藏著名政治家颇罗鼐的次子，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承其父荫，袭封郡王并总理藏政，“办理卫藏噶卜伦事务”。他是清代前期实行的第三种间接治藏体制——藏王制^[1]运作期间的第二位藏王，也是最后一位藏王。他总理藏政只有三年（1747—1750），然而这三年却是史学界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时期，在现今笔者所能见到的大批较近文献、著作如《清史稿》、《圣武记》、《达赖喇嘛传》、《西藏通史》等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描绘成一个处心积虑一心谋叛，企图割据西藏、雄长一方的政治野心家，作为一个定论它在现今出版的藏学文献著作中被广泛引述和传播，然而，笔者在对《清实录》、《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卫藏通志》、《噶伦传》等汉、藏原始文献的研读中却发现，上述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修正，而其中最大最基本的问题则在于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直至其败亡期间许多历史事件的错误定性或武断定性，这直接导致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本人及其总理藏政这一段历史的整体误读。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这段历史的轮廓概貌略作梳理分析，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1）藏王政权内部权力关系的处理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是乾隆皇帝亲自批准的颇罗鼐的权力继承人。但这些并不等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就有了稳固的统治根基。根据藏文史料记载，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虽然“人尚强干，能胜弹压”^[2]，但他为人骄横浮躁，其品性资质与其父相差很多。其父的旧部亲信对他并不满意。据多仁·丹增班觉所著《多仁班智达传——噶锡世家纪实》记载，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即位以后，萨迦班智达目之以“暴君”、“恶人”，并评价其行止曰“举止失常，鬼魅缠身”，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亦对“颇罗鼐之上师、亲戚朋友等善良之辈特别怀恨”。^[3]不仅上层僧俗贵族与新藏王互存芥蒂，广大中下层藏民也大多对他缺乏好感。当时流传的一首民歌曾将他与其父作过形象的比较，“父亲是珍贵檀香树，儿子是溪边怪柳条。”^[4]而他的兄长珠尔默特车布登也与他“素不相合”，在郡王继承上对其父废长立幼的安排有些不满。显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权力承袭是在缺乏过渡交接准备的情况下通过朝廷任命仓促完成的，统治基础极为脆弱。

在这种情况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极欲重新分配权力，建立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员体系。但这种大批黜陟官员的做法极易引起世俗政权的分裂和西藏政局的动荡，况且当时正值准噶尔熬茶使者即将入藏，接待与防范任务很繁重，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于是按乾隆之意作出妥协，将其父的旧属、亲信一律原职留用，政府中下级官员的人事变动也很少。而这些人对他性格上的暴戾任性虽然不满，但总体上还是抱有希望的，对他的政令也能切实贯彻执行，恪尽职守。这在藏内接待并防范准部熬茶使者的过程中已经体现得很充分。从乾隆十二年初至乾隆十四年初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主要忙于安定人心，初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还向乾隆皇帝请求赏给巴勒桑策凌（原任公那木扎勒塞卜腾之子）爵秩，乾隆皇帝随即将巴勒桑策凌封为头等台吉。^[5]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领导的噶厦政府初步稳定下来。

（2）藏内僧俗关系的调整

第一，与达赖集团的缓和。

藏内最大的政治漩流是世俗政权与黄教的关系。从1642—1717年的和硕特汗王制，到1720—1727年的众噶伦共同掌政制，再到1729年后的藏王制，近百年时间里清朝在尊崇黄教、优渥喇嘛的同时一直在推行政教分离互相牵制的政策，由世俗统治者执掌藏政，达赖班禅只负责全藏宗教事务。虽然格鲁派凭借其强大的宗教势力对藏内政局有重大影响，但清朝始终没有明确授予黄教办理西藏政务的权力。颇罗鼐总理藏政期间，清朝更是全面支持颇罗鼐为首的世俗贵族统治，黄教的政治活动受到严格遏制。^[6]加之颇罗鼐在藏内政教两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地位，双方总体上也能互相尊重，僧俗贵族彼此相安达十年之久。

但随着格鲁派势力的不断增强以及雍正十二年七世达赖的回藏，西藏僧俗贵族两大集团的矛盾又开始潜滋暗长。作为藏内第一大教派，格鲁派对藏内现有的权力格局并不满意，他们不可能永远甘心处于政治上没有发言权的尴尬地位，在政教双方基于权力利益分配的矛盾得到根本解决之前，格鲁派上层贵族始终无法放弃也没有放弃其谋求藏内政治权力的努力，以至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双方的矛盾一度走向激化，激化的起因是一起达赖属下仲译苍结唆使膳食堪布扎克巴达颜以巫术诅咒颇罗鼐暴死的事件。^[7]虽然经过驻藏大臣和乾隆帝的开导、劝戒，此事得以从轻处理，但颇罗鼐和达赖还是因此失和。而且颇罗鼐恰在这年3月12日暴病身亡。西藏自古以来科学技术极端落后，加之藏人全民信仰佛教，藏民对神灵鬼怪、巫术诅咒之类普遍深信不疑。颇罗鼐的死给本已关系僵化的藏内僧俗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缓解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颇罗鼐病故以后，达赖喇嘛即欲前去吊奠诵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未允。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这一举动可以理解但却并不明智。作为颇罗鼐的次子和颇罗鼐郡王权力的继承人，无论从政教权力斗争角度讲还是从家族的仇恨来讲，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都对以七世达赖为首的势力集团充满怨恨敌视，但他这种做法不符合政治逻辑，僧俗两派的尖锐对立违反了广大藏人的利益，也破坏了清朝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更容易给虎视眈眈的准部造成可乘之机。经过清朝驻藏大臣傅清的提醒申饬，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旋即悔过愿请喇嘛吊祭”，此后半年多，双方“彼此和睦，并无异词。”^[8]

第二，与班禅一系的亲近。在与达赖一系缓和的同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积极发展同班禅一系的关系。卫藏战争期间以及颇罗鼐主持藏政期间，班禅都能够安分守己，公正处事，且帮了颇罗鼐家族不少忙，与前藏达赖一系徇私包庇，党同伐异，争权夺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颇罗鼐父子对班禅十分敬重。颇罗鼐病故以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遣使向六世班禅报丧，班禅亲自为颇罗鼐诵经超度亡灵并遣使前往拉萨致祭。四个月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奉旨承袭郡王，班禅再次派人到拉萨赠送礼品，表示祝贺。次年四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也专程去后藏札什伦布寺看望班禅大师，和他同去的有郡王的三个妃嫔、阿里公的公子、三名噶伦、卫藏代本等共100余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向班禅敬献白银、哈达等物，并在日喀则住了整整一个月。乾隆十三年六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又通过驻藏大臣索拜向乾隆帝奏请：“后藏之尚卓特巴济隆罗布藏策旺，侍奉班禅额尔德尼极为敬慎，乞赐名号”。乾隆立予照准，赐济隆罗布藏策旺达尔汗号。乾隆十四年二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还特邀班禅到前藏去。^[9]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担任藏王的三年中，双方的关系一直很好。

（3）初政时期藏王与驻藏大臣的关系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之位以后与清廷及驻藏大臣的关系是藏学研究者关注较多的地方。相对于颇罗鼐总理藏政时期在人事、日常行政上的自主权^[10]，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从初政时期开始就受到清廷及驻藏大臣的密切监督与指导。究其原因，一者是乾隆帝认为他“年尚幼小，甫经袭爵办事”，^[11]从政经验的积累有待时日，再者当时藏内外矛盾较多，事务倥偬，既要调处藏王政权内部对藏王的敌对情绪缓解矛盾，缓解僧俗上层贵族间的紧张关系，又要接待并防范入藏熬茶的准部使者，诸事并至，特别是准噶尔熬茶使者准备于该年秋起程进藏一事, 乾隆大为担心：当时清朝君臣正在全力以赴征剿大小金川，战事方殷，如果准部此时在西藏制造大的动乱将使清朝首尾难顾。乾隆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初政能否经受住各方面的考验深表担忧，“西藏地方关系甚要。颇罗鼐经事练达，下人信服，伊亦能奋勉效力，诸事毋庸置念。今颇罗鼐已故，虽命伊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封，总理藏卫事务，而藏地素属多事，众心不一，值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年幼新袭之时，未必即能如颇罗鼐收服众人之心。”出于这种考虑，乾隆帝在任命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继承郡王的当天就下令提高了驻藏大臣傅清对藏内事务的干预力度，“颇罗鼐在时，凡事俱由伊主张，不过商同傅清斟酌办理。今非颇罗鼐时可比，著传谕傅清，逐处留心访查。如有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意见不到之处，即行指示，不得稍有疏忽。”“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宜令其用伊父信用旧人，协力料理，方为有益。……此际彼处众人意见情形若何，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爵办事后各处人心输服与否，俱著一一加意体访，具摺奏闻。倘有一、二不肖滋事之人，亦著傅清酌量办理，以示警戒。”^[12]

因此，驻藏大臣与藏王权力关系的变化也是他们在佐助、监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应对初政时期的内外危机的过程中渐次实现的。驻藏大臣主要做了三件事：（1）调和珠尔默特车布登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关系，促其很快离开拉萨返回阿里驻防任上。（2）告戒、劝导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同意七世达赖调和达赖喇嘛吊祭其父，以缓解藏内僧俗两派的紧张关系。尽管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双方的和睦只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迫于驻藏大臣的压力和当时藏内政局的窘困而做出的一种政治缓和姿态。但在当时, 驻藏大臣确实在此事的处理上实实在在地表现出藏王施政监督者、指导者的态势,而不是从前颇罗鼐时期的“商同斟酌办理”。（3）接待与防范准部进藏使者。为了防止准部使者任意藉端造言生事，驻藏官员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虽皆为此积极筹划准备，“务期妥协”，但二者的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根据清实录当时的记载，是傅清采取了几项措施“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小心办理”，而并非“一应事宜会同商酌”。此举无疑会对藏王保持其政令统一产生消极影响，因而乾隆在基本采纳傅清接待与防范准部进藏使者各项建议的同时，也指示傅清不要越俎代庖，“一切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公商办理”。^[13]

显然，乾隆帝在新藏王初政时期的这两道谕旨从根本上改变了颇罗鼐时期已经成为定势的藏王与驻藏大臣的关系，驻藏大臣从配合辅助藏王的中央政府联络员转变为中央政府监督指导藏王理政的观察员。但是乾隆这一谕旨对驻藏大臣与藏王在地方政府权力分割上的态度是不明确的或者说没有这种表示，这是一种隐性的权力赋予，基于这种隐性权力，驻藏大臣在没有皇帝谕旨的情况下是不能公开干预藏王的重大行政活动的，其职责只在于将藏王政府的重要军政活动向皇帝作出汇报，这样驻藏大臣与藏王政府在权力关系形态上就表现为清廷及驻藏大臣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初政时期的监督、指导较之颇罗鼐总理藏政时期只是略有加强，而从根本来看，从长时段来看，藏王在人事、行政方面的自主权并未遭到根本性的挑战，藏内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仍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主导，驻藏大臣也不可越俎代庖侵扰藏王的职权，“并不干预西藏一般性地方行政”^[14]，在大多数情形下，正如后来乾隆帝所言，“伊远在天末，虽有大臣往驻，并不监制其行为，分夺其声势”^[15]，这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初政危机过后尤为明显。

 

 

经过两年的初步缓和阶段，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开始着手调整藏内权力格局，他的调整从一开始就是以军队暴力和政治上的权威为基础而展开的，而且并没有得到清朝的政策或策略支持，加之过激的手段和过急的步骤，使得藏内潜在的各种权力、利益冲突开始迅速凸显、膨胀。

（1）僧俗关系方面：全面压制达赖一系

首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凭借藏王的权势干预前藏格鲁派内部各寺堪布的人事任免。按照旧例，各寺庙之堪布喇嘛，均由达赖喇嘛依照庙宇大小选择贤能喇嘛酌量派往。而现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则根据己意“任意私自补放调换，不容许达赖喇嘛主持”。^[16]甚至达赖对其大经师甘丹赤巴的任命也受到他的干预。乾隆十五年三月，“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反对，甘丹赤巴南喀桑布被迫辞职”，其职由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较为满意的甘丹寺相孜扎仓法王智美接任。^[17]其次，任意动用达赖喇嘛仓库物件。按照旧例，“达赖喇嘛仓存物件，原系恰佐（仓储巴）专管，遇有公事动用，噶伦等禀明达赖喇嘛，代为经理，开取封闭，俱以达赖喇嘛印信封皮为凭”。然而现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公然“任意私自取用，不但不禀明达赖喇嘛，竟至达赖喇嘛无取用一哈达之权。”^[18]达赖喇嘛备受压制。

平心而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在人事、经济等方面如此干预、压制达赖喇嘛，是颇罗鼐主政时期就已经发生的以藏王为代表的世俗贵族力量与达赖喇嘛所代表的前藏格鲁派宗教势力之间权力、利益斗争的自然延续和升级。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意图是很明确的，较之其父时期的宽容克制，他的措施无疑更具有转守为攻的态势。可以想见，如果清朝中央政府不及时加以干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在人事、经济等方面种种压制举措或许足以遏制以七世达赖喇嘛为首的前藏格鲁派宗教势力的迅速膨胀，进而消弭其在西藏政治领域的权力诉求。

（2）藏王体制内部军政权力的集中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始终认为自己虽为郡王，但大小官员多为旧人，自己的亲信所占比例偏小，于己不利，在他初政时内忧外患不得不暂时搁置，现在形势已经改变，他开始凭借手中的人事权千方百计改变这种状况。在噶厦政府中，噶伦、代本为高级官员，不能轻易任免。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就通过大量任命中下级官员的方法收揽权力。他“舍官放之卓尼尔、仲译等员不用”，“任意添放私人亲信为卓尼尔、仲译等员”，行使职权。地方上各宗谿负责“管理地方、教养百姓”的头目，也由他指名补放、安插了不少亲信。^[19]同时他还努力要改变拉萨的军事布局，他先是向乾隆皇帝奏请再撤驻藏官兵400名，乾隆略为不悦，但考虑到“兵数原属无多，若不准其所请，转启伊疑忌之心”，当即同意了他的奏请。^[20]随后又借故将前藏唯一一名代本塔杰扎西派遣到那曲，使自己的亲信罗布藏扎什实际上控制了前藏藏军的指挥权。

除了调整中下级官员队伍，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也改变了颇罗鼐时期遇有大事与其属下众噶伦、第巴、仲科尔、代本等主要军政官员共同商议的传统决策机制。藏中决策皆由他一人操持，其他官员只能遵命行事。而他处理政事暴躁轻率，矫诳杜撰，从不做仔细调查，亦不能听取其他官员的不同意见；他任意妄行，毫无顾忌，从各种章程的兴立存废到广大官民的生杀黜陟全凭一己之私见；他恶谏好谀，文过饰非，官民人等凡阿谀奉承、颠倒黑白巧为弥缝者必加进用，直言极谏、指揭其疏漏错误者，必寻机加以报复。如此一来，跟随其左右办事的大小官员无不战战兢兢，忧惧不已。^[21]

与此同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还将权力扩张的触角伸向其兄阿里公珠尔默特车布登实际管辖控制的后藏及阿里地区。自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任藏王以后，这里实际上半独立于藏王的直接统治之外，他仅在那里任命了一名自己的亲信果必奈担任第巴。由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暴戾乖张倒行逆施，与其兄矛盾冲突渐增。乾隆十四年八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其兄阿里公珠尔默特车布登失和，双方在后藏江孜首先拉开了武装冲突的序幕。关于这两兄弟之间的战争始末详情，清朝中央政府由于当时声讯不灵而知之甚少，但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奏言颇多疑惑，怀疑他在倾陷图谋其兄，虽然为此筹划了多套应急方案，但由于始终不得藏内详细情形而无法实施。珠尔默特车布登很快被毒杀。经奏请，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于乾隆十五年三月初一日起程前往萨海等处，安抚被其兄珠尔默特车布登所扰之人，其后却“将工布等处火药携去四十九驮，调兵一千五百名”，“往后藏时，将噶布伦、第巴布隆赞等诬构抄没，分给亲爱之人。又将珠尔默特车布登之子珠尔默特旺扎勒逐出。凡颇罗鼐所用旧人，杀害、抄没、黜革者甚多”。^[22]如果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综合运用军事绞杀和政治诬陷的手段，杀死珠尔默特车布登及其权力继承人，以武力残酷镇压、剿杀珠尔默特车布登的追随者、支持者，并派自己的亲信青特古斯管辖阿里地区主要目的在于消除珠尔默特车布登在阿里地区的半独立统治状态，那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对颇罗鼐所用旧人大肆杀害、抄没、黜革则基本属于借题发挥，侵夺藏王政府上层高级官员的权力，以进一步建构忠于自己的权力格局。^[23]

（3）藏王统治环境的恶化与藏王统治的终结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贪权与暴政，使藏内僧俗各界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僧俗关系渐趋紧张，藏王属下离心离德的倾向也在加速发展，同时代表清朝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也日益警觉起来。因为，自从清朝和西藏建立主权关系以来，维护西藏的稳定宁谧一直是清朝最根本的治藏原则，其他各种政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整政治格局的举动无疑对清朝这条根本原则构成了破坏和挑战，引起驻藏大臣与清朝政府的高度注意。早在乾隆十四年六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向云南中甸扩张势力的企图，即令乾隆据以认定他“为人不似乃父起由凡庶，受恩知感，其外虽属恭谨，究未必能安静奉法。”^[24]乾隆帝的看法进而影响到了后来驻藏大臣与藏王的关系调处，双方之间尤其是驻藏大臣对藏王的不信任随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整藏内政治格局加强集权的举措次第展开而日益加深。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结束对珠尔默特车布登的征剿，真正控制阿里后，于乾隆十五年八月回到前藏，发现此前庸懦谄媚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的唯一驻藏大臣纪山已经离藏，驻藏大臣换为严肃刚正的傅清、拉布敦两人，而另一位大臣班第即将进藏替换拉布敦的消息藏人也已尽知，而这两位大臣却迟迟不宣布此圣旨，好象全无此事，驻藏大臣如此频繁的调动，加之他“平日乖张暴虐，属下之人皆离心离德”，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疑不自安”，急忙前往藏北打克萨（打克咱），以谋暂避。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还调动了一小部分藏军，“于江达备兵一千，西宁一路转备兵二千”。^[25]他的这一异常调动被傅清、拉布敦两位大臣疑为“调兵防阻，有谋为不轨之意”，奏请乾隆帝“应俟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由打克萨地方回来接见之时，即为擒拿，剪除此孽。”^[26]随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又借故将策棱旺扎勒、色珠特色布腾从拉萨调往草原，就近监视，^[27]“又抄占公班第达的家产，离其妻分驻后藏，而羁留其子随侍左右”。^[28]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藉此既沉重地打击了可能威胁自己的异己力量，又使可能威胁到自己的驻藏大臣无所措置在拉萨陷于空前孤立。他的一系列紧急举措显然引起两位驻藏大臣深深的疑忌。

十月初藏中传言“藏王曾有我已设计撤回汉兵四百余名，其余若不知机早回，必尽行诛灭，等语”。又“据称藏王行令沿途，凡一切汉土兵民以及文书，俱不许往来出入行至蓝墩。”^[29]十月十三日两位驻藏大臣以“有旨令议事”为名^[30]，将刚刚回藏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诱至通司冈衙门接见，遂将伊诛戮。讵逆党卓呢（卓尼尔）罗布藏扎什等闻信，即率众数千围署，施放枪炮，周围放火。达赖喇嘛遣众僧救护，不能得入。拉大人被乱刀砍害，傅大人身被枪伤，立即自尽，所有文武官多被难。粮务衙门被劫库银八万五千余两，十四日卓呢罗布藏扎什带兵潜逃。十五日，达赖喇嘛始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妹夫公班第达暂理藏王事务”，^[31]班第达搜擒逆党残余，追缴饷银，安抚被难兵民，恢复塘讯，变乱很快被平息。这场变乱即史家经常提及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它直接促使清朝中央政府于乾隆十六年制订《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彻底废止已经实行了20余年的藏王制。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给乾隆帝以极大的震动，它不仅暴露出藏王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也暴露出朝廷治藏政策、策略上的某些失误。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乾隆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曾有过一番全面客观的评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凶悖肆恶，恣行无忌，本因向来威权太盛，专制一方。致酿此患，乃朕加恩过重，有以纵之，不可不追悔从前之不早为之裁抑。伊固凶暴成性，亦因天朝先事疑其跋扈，致伊益生疑畏，如鸟兽然，人有伤之之意，机心一动，彼必先奋决而起。在傅清等见事势已迫，不可坐受荼毒，思欲先发制人，卓呢罗布藏扎什之报复加害，出于所料之外。其见事不为不明，就义不为不勇，为国家去一大患，更为有功。然平心论之，却非办事正理。”对于藏人何以不能奋起抗争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乾隆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藏地之人虽怨彼，而以朕所封之王不敢如何”。^[32]不过，乾隆对事变前傅清、拉布敦所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有猖獗之心，断不可留”还是不太相信。乾隆“尚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未必至于此极”，令两大臣详察确实，再行办理。其后两大臣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诛戮，乾隆“犹以为伊等虽为国除逆，要是并无筹画，草率举事，以致捐躯”。因为直到班第进藏惩处诛杀逆党为止，清朝始终没有找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有猖獗之心的充分证据。但到了乾隆十六年二月辛卯(1751.3.20)，事情有了进展。这一天，班第奏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立心叛逆，勾通准夷，寄书前去，私立假号，种种悖逆，恶迹显露”。乾隆得到奏报以后立即命人将班第奏折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准噶尔私通书札一并寄与总督策楞等，令其将此事宣告藏人。^[33]乾隆十六年四月辛巳（1751.5.9）策楞、班第等人再次奏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阴蓄异志，勾结准夷之情：“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自立名号，潜遣其心腹监参扎锡等通款准噶尔，称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为汗，且求其发兵至拉达克地方，以为声援。幸值准夷内溃，所遣使人回藏被获，得其逆书，并馈献诸物”。^[34]但随着对整个事件调查的深入，乾隆反而更加疑惑，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既然有自立谋叛之心，必秘行作种种应对防范准备，为何两大臣能轻易将其诱杀？这不仅是困扰乾隆帝的一个问题，也是笔者长期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有一些需要澄清的地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策楞的实地调查证明：塘讯断绝非藏王之令

在班第、策楞等人进藏处理善后事宜的过程中，乾隆反复思考这个问题，认为揭开谜底的关键在于塘汛。正是听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断绝塘汛奏报不通，傅清、拉布敦才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将他诱杀。不过这件事在细节上有太多的疑点，乾隆逐渐怀疑以前两大臣的奏报有不确之处，在西藏新政治体制业已建立、策楞等人办理善后事宜接近尾声时，乾隆仍然在关心着这件事。他传谕策楞、兆惠等，“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断绝站路之处始于何时？所有耽搁文书曾否俱行查出，逐一查明具奏。”并解释说，“此事不过欲悉其情节”，叮嘱他们办理此事“不可又致生番众疑惑”。不久，策楞等人上奏：“臣等挨塘查察，自打箭炉至拉里，奏摺均随到随接，并无遗失。惟逼近西藏之占达、墨竹工卡、乌苏、江堆达、鹿马岭五塘，系罗布藏扎什所管，信字一到声言不许汉人文书往来，并欲戮讯兵，以致塘兵回奔，台站断绝。外委陈世庚处有耽搁前项火票递到公文等件。事定后，俱送交粮务通判常明。至始于何时一节，查十月十三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诛之后，罗布藏扎什与白隆沙格巴商图报复，围通司冈，令各牒巴阻往来文书并戮塘兵。嗣达赖喇嘛、公班第达差人传示各番不得惊扰汉人，断绝站路仅一、两日。因各塘远近不一，故具报参差。”^[35]以上是《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在一史馆所藏朱批奏折中，笔者还找到了策楞奏折的原件，可以相互对照、补充，“上年十月十三日，逆犯罗布藏扎什诈传珠尔默特那木扎尔之信，阻隔内地塘路文书时，沿途喋巴等，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尔素日所用图记均系红色，现传信内概系黑色图书，均未遵行，稍致滋扰。惟江达喋巴，即系逆犯罗布藏扎什传信之后，即通饬所属番众，将占达等塘困守，因而断绝文书，以致塘兵杜兵自刎。此向日台站情形，并逆犯罗布藏扎什滋扰之始末也。”^[36]

策楞这份迟来的奏报明确地告诉乾隆，清廷以前得到的关于变乱的奏报中部分内容具有以讹传讹的性质，它颠倒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立即诱杀的前后因果关系，下令断绝塘讯的是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诱杀之后罗布藏扎什等人的报复行动之一，而不是象以前所奏报的那样，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断绝塘讯才使两位驻藏大臣断然行动。那么两位大臣是从哪里听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断绝塘讯的传闻的？根据常明的禀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早在被杀十天前就扬言尽杀未撤清兵，即等于自立谋逆向清朝宣战，为何十天以后才断绝塘讯阻断奏书？对这种明显不合事理的传闻，两位大臣既没有理智分析，也没有调查清楚。从变乱之前两大臣的一系列奏折来看，两大臣心中显然早已认定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将来有一天必然自立谋逆，早已决定为国除此祸患，至于何时除之，只是一个时机选择问题。因而两大臣一闻塘讯断绝、奏报不通，便认定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自立谋叛已至关键时刻，自己及衙署护卫面临死亡绝境，于是当机立断诱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

2．对事变经过细节本身的分析证明藏王没有反叛准备

    从变乱事实经过来看，也能与策楞等人关于塘汛的奏折相互印证。观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杀情形，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死前只带四、五名护卫应两大臣之邀赴通司冈驻藏大臣衙门，两大臣轻而易举将其及所带护卫屠杀一空，只一罗布藏扎什侥幸越窗逃出，而且罗布藏扎什逃出之后即在拉萨大街上大呼郡王被杀才使得藏人蜂拥而至围攻驻藏大臣衙门，而不是径赴某处所调集军队围攻驻藏大臣衙门来看；再从罗布藏扎什率众数千攻击只有百余人驻守的驻藏大臣衙门竟然混乱不堪，毫无章法，攻击一夜还没有攻下来看，从其后达赖轻而易举即将幸存之八十名满汉清兵和一百一二十名平民从暴乱人群中救出送至布达拉宫来看，他显然没有料到两大臣敢对他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毫无防备，被杀前更没有做针对两大臣及其属下兵丁的军事部署，如果是有准备，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必以足够数量成建制有组织之精锐军队在驻藏大臣衙门附近严密布防监视，他被杀以后罗布藏扎什也应该是径直赴某地调集这种部队对驻藏大臣衙门发动猛烈攻击，驻藏大臣衙门乃一行政官署而非军事城堡卡隘，遭此藏军围攻必定毁灭，然而事实不是这样。^[37] 另外，作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的亲历者之一，当时的噶伦策仁旺杰在其后来所著《噶伦传》中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杀后，罗布藏扎什以藏王名义紧急调遣后藏噶伦兵力赶赴前藏冀图抗拒清军的史事更有明确的记载。^[38]这些事实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两大臣关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断绝塘汛乃至谋划反叛的奏报不确，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乖张暴虐，人心离怨，对清朝亦不真正恭顺效力固属该杀，然而两大臣办事轻率操切亦属显然。

3．关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兵防阻以及通款准部的认定不宜仓促武断

随着清朝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调查的深入，两位驻藏大臣所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兵防阻以及班第、策楞后来所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潜遣人通款准部这两点成为清朝政府认定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罪恶昭彰并决心废除藏王体制的关键。如果依笔者上面所论，藏王死前并无反叛准备，那么两位驻藏大臣所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兵防阻以及班第、策楞后来所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潜遣人通款准部这两点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判断一件史实的性质脱不开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当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动一小部分藏军，“于江达备兵一千，西宁一路转备兵二千”^[39]，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发现驻藏大臣调动频繁，行事诡秘，加之“属下之人皆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疑不自安”，急忙前往藏北打克萨（打克咱）暂避期间作出决定的。那么这区区3000藏兵的任务就非常值得深思了，既然是“疑不自安”，急忙前往藏北打克萨（打克咱）暂避，又有何暇何由去调兵防阻呢？另外，根据清朝历次入藏军队的编制、素质、数量、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和实时战斗力来看，清朝军队在西藏作战的整体优势是显而易见的。1720年准部大将策零敦多布率6000余精锐准兵且有部分藏兵辅助支援尚不能阻挡清军入藏，惶论分两地驻防的3000藏军呢？区区3000藏兵实在不足以抗拒进藏的清军大批部队，而且，藏军步兵、骑兵总数在65000人左右，若为防阻清军入藏，为何不多调集一些人马呢？如果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众叛亲离，众噶伦皆不支持以至无兵可调，似又于理未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既然敢于并能够对众噶伦采取极端手段加以裁抑，即表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藏王地位还是其敌对势力无可动摇的。那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兵防阻的到底是谁？是清朝还是仅限于一贯与其作对的驻藏大臣及其所带兵丁个人？还是藏内敌对僧俗贵族势力？或者更明确地说，3000藏军的主要任务到底是对外防阻还是对内封锁？显然，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任何一种说辞似乎都失之于简单、武断，对此事实真相的探究恐怕需要将来更多更新史料的发现。如果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亦知藏军力量薄弱，乃潜谋通款准部以谋求外援，似乎亦有悖事理。因为藏军自颇罗鼐时期即已创设，既能防准，又何谈虚弱？另外，藏军既为防准保藏而招募创设，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又何能以联准抗清相号令？如果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违背全藏官民的意愿而通款准部，其结果无异于自绝于全藏人众，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莫非要尽弃藏内官民而邀准部兵马入藏以抗大清乎？此举若能成功无异于将西藏与藏王之位同时拱手献与准部，此举若失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莫非欲孤身赴准授首于人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身为藏王三载，能利令智昏至于此乎？且密信既然为勾通准部之用，必由此人呈交准部首领为是，其后或焚毁或留存俱应由准部首领视其情势、心虑而定，焉有准部首领阅后将原信复交使者带回之理？另外，考诸清朝发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潜遣人通款准部之事的时间亦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及其主要党羽被处死之后。因而，通款准部之事实在不能排除是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相敌对的僧俗上层贵族势力精心锻炼倾陷以迷惑清朝进藏官员的可能。清朝对此不欲深究，恐怕与清朝认为此事不过暴露出藏内权力斗争之纷纭复杂，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既死，当时的首要任务即为安定人心保持藏地宁谥有关。当然，以上全出于对正常事理的推论，此事真相的论定尚需更多新史料特别是藏文史料的发现与支持。在这方面，李凤珍与笔者的看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她认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在性质上，“是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图谋夺取达赖喇嘛权力的斗争而导致的结果”，其依据是，“藏地素属多事，众心不一” ，贵族间矛盾重重，尤其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达赖喇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前藏噶伦、代本也倾向于达赖喇嘛，而清廷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又决定了驻藏大臣对达赖喇嘛的必然保护，因而为了防止达赖喇嘛分夺其政治权力，“他既反对达赖喇嘛，又反对驻藏大臣，即内谋排除异己，外图脱离大臣羁绊”。^[40]笔者认为，这个论断看到了驻藏大臣与藏王在政治权力上并无重大冲突，一般在政务处理上“并不监制其行为”，而事件前后藏王与达赖一系矛盾斗争非常激烈，且噶厦政府中一些噶伦、代本如策仁旺杰、塔杰扎西等又在政治上倾向于七世达赖喇嘛一系的事实，论证新颖，颇有可采。有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兵防阻”、“通款准部”真相的深入研究不妨循此路径做一尝试。

 

除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兵防阻”以及“通款准部”这两件事尚需进一步考证、商榷，仅就笔者目前可以确定的其他事件、举措而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的三年不宜象学界从前那样简单地加以否定。诚然，与其父颇罗鼐总理藏政期间的建功卓著相比较，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期间可谓乏善可陈，但这也正是值得我们深思之处。仔细推敲、比较颇罗鼐父子两代藏王的统治，可以发现他们有许多明显的相同之处：就其权力环境而言，藏王作为清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西藏地方最高军政长官，都负有防准保藏的职责，藏王的言行、施政都受到清朝中央政府以及驻藏大臣的指导和监督，同时也都要积极应对来自由于政教分离而形成的上层僧俗贵族势力之间的权力冲突；就施政举措而言，他们在坚定地履行防准保藏的职责的同时，也都为建立高度集权的藏王统治在军事、政治、宗教以及经济等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何以颇罗鼐父子的政治命运出现如此重大的反差？笔者认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藏王统治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施政方略的严重失误。就施政方略而言，藏王的统治持久与否、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清朝政府的信任与藏内广大官民的拥戴。前者取决于藏王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忠诚，取决于藏王是否严格按照清朝中央政府的意志行事；后者取决于藏王对藏内广大官民适当利益的可靠保障，也就是说，政治家的稳固统治需要坚持利益分配的普惠原则，只有让各阶层的人无论贵族还是普通民众都能从其统治政策中受益，才能确保其统治的持久。这都需要藏王在总理藏政期间谨慎把握政治、军事、宗教、经济、对外交往等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妥善地处理好藏内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制订出一套比较完善的施政方略。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鉴于其施政基础的先天薄弱，一味追求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频频采取军事暴力手段，党同伐异，不断制造事端，导致藏中政局风雨飘摇，僧俗贵族无论大小人人自危。在这种政治情势中，藏王的权势与影响表面上在不断强化，实则日益孤立，藏王统治颠覆败亡的危险与日俱增。再说派别意识淡薄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藏民。民以食为天，经济是藏民生身立命的基础，然而，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的三年间，却没有出台一项发展经济的举措，相反，广大藏民的经济负担倒有所加重，除了赋税的加额，还有藏王坐视其部属滥放差徭的问题，“噶伦、代本等差人前往西宁、打箭炉、巴尔喀马、阿里等处地方买卖交易，均私出牌票，（差人）一切食用、乌拉，均取资于各该地方，以致百姓差徭倍加，苦累不堪，因而流离失所者甚多。”^[41]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对其少数部属的纵容徇庇，招致广大中下层藏民的极大不满。此外，藏王组织的大规模狩猎行为也对广大藏民的宗教感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藏人全民信仰佛教，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却嗜好狩猎，他在土龙年（1748年）、土蛇年（1749年）和铁马年（1750年）前后三次带领属下官员、将士到藏北狩猎，“规模之大，有如调动前后藏的大军一样”，他们“射杀野牛、野驴、野羊和羚羊等野兽，甚至连落在地上的大群飞禽都飞不上天，只有躲在石缝里。被他们蹂躏而致死的飞禽走兽不计其数，鲜血洒满了大地。兽皮兽骨，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好象阎罗王的园林一样。”我们相信，在藏北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应该兼有巡守边境、训练军队以及因地就粮的动机，但笃信佛教的广大藏人对这种“大造罪孽的行为”感到“触目惊心，……难以忍受”。^[42]宗教情感上的疏离无形中也在削弱广大藏人对其藏王统治的认同、期望与忍耐，这是颇罗鼐总理藏政时期所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由于以上经济利益与宗教感情两个方面的原因，藏王政府基本上民心尽失。对于藏王统治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自掘坟墓。

第二，藏王统治环境的恶化。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因于他个人的资质与才略，日益尖锐的政教冲突无疑是其藏王统治覆亡的重要原因。作为颇罗鼐总理藏政时期的积极宗教政策的一个结果，格鲁派的势力在不断壮大，它对西藏政治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清朝的政教分离政策越来越难以维继，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后来所实行的过激的宗教政策只是其父颇罗鼐藏王统治后期政教双方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是当时僧俗上层贵族之间权力斗争的直接继承与延续，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允许达赖喇嘛参与政权，改革清朝的治藏体制已成大势所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暴戾酷毒只是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而清廷在处理政教关系方面对藏王的态度也开始逐步由支持转向限制，这在乾隆十一年达赖属下仲译苍结唆使膳食堪布扎克巴达颜以巫术诅咒颇罗鼐暴死的事件的善后处理过程中就已经初现端倪。这件事情发生后，乾隆帝一方面谕令驻藏大臣傅清极力化解双方矛盾，“朕闻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伊二人素不相合，但伊二人皆系彼处大人，原不可轩轾异视。……嗣后诸事，……但酌量关系事体与否，务期地方宁谧，使颇罗鼐等不致滋事。”^[43]一面手敕密谕藏王颇罗鼐，详细开导，令他以藏内大局为重：“扎克巴达颜系达赖喇嘛服役之人，惟恐关系达赖喇嘛”，“尔从傅清之言，将此事如同无事从轻完结，……甚合机宜。达赖喇嘛系执掌阐扬西方佛教之人，尔系约束管理藏内人众之人，尔二人同心协力，以安地方，使土伯特向化，一应事务皆赖尔等办理。朕视尔二人俱属一体，从无畸重畸轻之见。若尔二人稍有不和，以致地方不宁，甚负朕信任期望之恩。……尔平日感激朕恩，勉力报效，克副委任，朕所深信，是以并未明降谕旨，特手书此敕密谕开示，尔其知之。”^[44]乾隆的这份敕谕在重申清朝政府政教分离的治藏政策的同时，也向颇罗鼐为首的藏王政府发出暗示，清廷反对世俗政权打破这种权力平衡关系、过度压制达赖一系的任何举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爵郡王后，毫不体会此敕深意，一意孤行，粗暴干涉前藏格鲁派内部事务，严重违反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精神，卒使驻藏大臣与清廷渐渐萌生猜忌之心、剪除之志。从这种意义上讲，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悲剧是业已不适应藏内政治发展现实的政教分离政策本身所决定的迟早都要发生的悲剧。

不过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清朝治藏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相反，藏内的危局迫切要求清朝进一步加强对西藏事务的直接干预力度，以便适应局势的发展。1749年明定驻藏大臣额设二员，开始有总办、帮办之分，驻藏大臣制度在危机处理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驻藏大臣在西藏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发生以后，清朝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彻底的反思，开始寻求新的治藏体制，最终有政教合一的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掌政制的建立，西藏从此纳入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与管辖之下。从这种角度来讲，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其父颇罗鼐20余年的藏王统治，无疑是清朝治藏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它是清朝治藏体制由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权统治向政教合一的新体制转变的过渡阶段，也是清朝由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变的准备与过渡阶段。

 

注：